文/高璐
《白鹿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在这部小说中生动而血肉丰满地刻画出了处在社会变革中的众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许多女性人物形象同样鲜明而带有当时旧的社会变革中的特征。鹿兆鹏的妻子鹿冷氏在小说中虽是个不起眼的人物，然而她的悲剧命运在旧的宗法社会里具有典型意义。造成这个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本身婚姻的不幸，周围人的冷漠，以及来自于自身、家长以及周围社会的封建传统思想的压制都促成了她的悲剧命运。在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中，有无数个“鹿冷氏”这样悲惨地死去。她们的死，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
鹿冷氏与许多旧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一样，没有名字。在她的父亲、颇有儒家文化修养的冷先生那里，鹿冷氏深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认为女人要贞节正派。这反映在她对田小娥的鄙视上，认为她是人人唾骂的“烂女人”。从另一个方面来讲，鹿冷氏也是杀死田小娥“大军”中的一员，而她自己作为人的存在连最基本的人性也被旧封建观念所忽略、抹杀了。
首先，她与鹿兆鹏的婚姻完全是旧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面对这样的婚姻，接受了新思想的鹿兆鹏进行坚决的反抗，他是被鹿子霖用耳光抽回家，抽进洞房，抽进祠堂的。在婚后，他也不断地“斗争”，反抗着家族强加在他身上的这段婚姻。而鹿冷氏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她面对不自主的婚姻时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传统观念的安排而没有对于真正的自我需求进行审视，为她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婚后第二天鹿兆鹏就离开了白鹿原，鹿冷氏也渐渐由不知情到知情，过着漫长而痛苦的“守活寡”生活：丈夫走了，而公婆只把她当作一个劳动机器，会说话的牛马。她每天天不亮起来给爷爷、公婆倒尿盆，到场院的麦秸垛下去扯柴禾，拉着风箱烧火做饭，在收麦播秋时节要承受和男人们一样繁重而又紧张的劳作，“她被地里场里和灶间头绪繁杂的活儿赶得团团转，沉重的劳作所产生的无边无际的疲倦”。她还要纺线、织布、绱鞋，而这个家庭却没有给她以应有的温暖慰藉。她的亲生父亲冷先生也始终对她板着家长式的脸，“女儿偶尔来到中医堂，冷先生就冷着脸训诫说，‘男儿志在四方。你在屋好好侍奉公婆，早起早眠。’女儿一脸忧郁，却什么也不说，问候了父亲又接受了父亲的训示就回到鹿家院子”。
她是个有血有肉、青春年少的女子，却在娘家婆家都得不到应有的温暖和关爱。而更让她痛苦的是她本能的渴望异性的抚慰，却长久地守着“活寡”。她在原有的传统观念与本能欲望之间痛苦地挣扎。她认为田小娥是“烂女人”，瞧不起她，但是从人性本能出发她又非常羡慕田小娥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她原先看见觉得恶心现在竟然嫉妒起那个婊子来了，她大概和黑娃在那孔破窑里夜夜都在发羊癫风似的颤抖”。而“当她挎着装满麦草的大笼回到自家洁净清爽的院庭，就为刚才的邪念懊悔不迭，自己是什么人的媳妇而田小娥又是什么样的烂女人，怎能眼红她！”这是鹿冷氏内心的第一次矛盾冲突，从那以后这种本能欲望与她传统守礼法思想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不停地折磨着她。更可悲的是她无力走出这桩不幸的婚姻，而只能寄希望在梦中与丈夫欢会。渐渐地在自己压制与渴望的交替下，梦中欢会的对象由冷冰冰的遥远的丈夫变成了身边活生生可见可感的人：鹿兆海、黑娃甚至是公公鹿子霖。“种种怪梦整得她心虚气弱，不敢扬起脸看任何成年男人的眼睛，而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境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她的精神已经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和扭曲，但她自身的守礼法的思想观念使她不可能像白灵一样去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爱情，而只能忍受这种不死不活的日子。这时鹿子霖醉酒失态的事件进一步激化了她内心的矛盾冲突，导致她最终鼓起勇气去试探公公。这时她的心理已经被残酷现实和自己的精神负荷扭曲得变了形，同时这次举动也可以被看作是她最后一次无望的挣扎。她的举动遭到了公公羞辱，被骂作“吃草的畜生”，而她的精神同时也彻底崩溃了。“儿媳（鹿冷氏）从最初的惊吓愣呆中清醒过来……她不知不觉从石墩上溜跌下去，跌在地上，双手紧紧抓着胸前的衣襟，垂下无法支撑起来的头，意识到自己永远也站立不起来了。”
从始至终我们看到，在不幸的婚姻使得她正常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她一方面认定自己是极端可耻的，她良家女子式的观念鄙视、压制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她无法压制的欲望又不断地冲击着她所接受的传统观念。而来自于周围社会以及她自身巨大的传统力量使她最终无力冲破束缚，将自己的合理欲望转化为现实。当这种冲突激烈到超越了她的承受范围时她就彻底地崩溃了，害了令周围整个社会都鄙视嘲笑的疯病。在那个“万恶淫为首”的宗法社会里，她被推下了无底深渊，最终的悲惨结局已经是不可避免。
在她疯了以后，周围的乡邻们嬉笑着看热闹，当她跑到白鹿镇上发疯说胡话时，“引起那些从四面八方赶集来的男人哄笑不止。她从街道上张张扬扬走过去，屁股后头拥着一堆看热闹的陌生人。”而她的公公鹿子霖在看到她说疯话时，唯一担心的是别人疑心自己。婆婆鹿贺氏一脸的冷漠，恶狠狠地骂媳妇：“这不要脸的货得的是淫疯病。”没有一个人去关心这个作牛作马、饱受煎熬的儿媳妇的死活。然而更可悲的是，最后是她的亲生父亲下药毒杀了她。鹿子霖找冷先生把药底子下重时，“冷先生依然不动声色，交给鹿子霖一包药。这服药灌下去以后，儿媳睡醒来就哑了，只见张嘴却不出声音。”鹿子霖担心药底子下得重了，而“鹿贺氏白眨白眨着眼说：‘药轻不治病！’”。鹿子霖这时说，“只有冷大哥才敢下这样重的药底子！”当鹿冷氏吃了这剂药后“不再喊叫，不再疯张，不再纺线织布，连扫院做饭也不干，三天两天不进一口饭食，只是爬到水缸前用瓢舀凉水喝，随后日见消瘦，形同一桩骷髅，冬至交九那天夜里死在炕上”。这样的结局不禁使人毛骨悚然，一个原本活生生的无辜的人就这样悲惨耻辱地死去了，死在自己至亲之人的手里。冷先生、鹿子霖夫妇以及周围乡邻为这种杀人行为蒙上了封建礼教的“脸”的光晕，而内心没有一丝不安，这使鹿冷氏的悲剧结局更具有了传统封建文化的悲剧色彩。
鹿冷氏从一个循规蹈矩、三从四德的良家妇女到一个无法见人的疯女人，走完了自己痛苦不堪的悲剧的一生。她死在自己内心痛苦的折磨下，死在公公婆婆的唾骂与冷漠中，死在四周乡邻们的嘲笑声里，死在亲生父亲手上。而究其根源真正扼杀她的还是传统宗法思想和封建观念。受传统压迫的女性群体，在强大的男权主义文化中，成为了封建家族宗法礼教的牺牲品。她们笃信宗法道德准则，表面的美德下掩盖着精神的痛苦（以鹿冷氏为代表）与麻木（以鹿贺氏为代表）。在旧的社会关系中女人毕生都忙于各种家务劳动，她们有些人往往一生都与爱情无缘，而就是这样低层次婚姻，鹿冷氏都无法得到。另外旧社会中女性往往只能依附于男性，她们无法自己走出不幸的生活去追求个人的幸福。如果女子被婆家休掉，不仅是自己也是娘家天大的耻辱（在文中鹿子霖的心理活动以及冷先生的几次对话中可知）。推而广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有无数个“鹿冷氏”被传统礼教宗法所戕害，而她们的死激不起这一潭死水般的社会半点微澜，转瞬间就被吞没得无影无踪，而死水还是原来的一潭死水。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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