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明志
榆林的未来将会如何?怎样开发榆林的文化资源?
我对榆林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你听，黄河在咆哮;你品，风从草原来;你看，边区的太阳红又红;你想，巨大的水能、风能、太阳能，再加上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榆林精神，一座现代化新能源之都还会遥远吗?文化古都和能源新都、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榆林的未来能不辉煌吗?要相信有文化悬念的地方一定存放着更为深刻的文化逻辑，榆林一次次兴盛又一次次被边沿化、疏远化，但终究不会被甩掉。
白云山
文化预测是件风险很大的事情，它不用逻辑推理，不用哲学原理，也不用数据分析，只用寻找悬念来获得结论。因为悬念背后隐藏着文化逻辑。《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经说过，文学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连在一起。别林斯基说，我们祖先把解决不了的问题交给我们，我们也解决不了，只能交给后代，这种递交就是文学。文学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领域里来体验世界的神秘、人生的壮阔，来体验我们和祖先共同的苦恼与惊慌，共同的精神连接。
当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说话的时候，当一个早就遗失的记忆打着哈欠要醒来的时候，它都会有一种力量。当文化的神秘性被解释清楚的时候，文化的宏大感、朦胧感、苍凉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一方面仍然要用科学思维去探索那些奥秘，另一方面还是要尊重天生的神秘性，只有在这两种力量的均衡之中，才能完成我们的文化预测。
潜在的文化资源并不等于现实的文化实力，榆林的文化软实力亟待提高和加强。如何提高?我想，要打好传统、红色、创新三张牌。
保护开发传统文化资源
榆林是真正的古都，但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开发。假设石峁遗址、寨峁梁遗址没有被掩埋，或能得到较早的开发和保护，榆林古都也不会失去记忆。问题是比起矿产资源的开发，文化资源的开发普遍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才是可持续的长期资源。由于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少数人利益和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矛盾冲突，极易导致文物古迹的破坏。因此，很有必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文物古迹的普查和保护。我的家乡府谷就有一处文物古迹，我们只知道它叫旧舍科、旧井沟，但是什么年代的谁也不知道。改革开放初期，文物贩子来了以很高的价格收购了一些旧瓷器，才觉得这处古迹也很重要，但它并没有纳入中省市县的文物保护范围。石峁遗址、寨山寨峁寨梁遗址老百姓早就知道，但没有得到认可和开发，好在在矿产资源开发中没有被破坏而保存下来。否则，我们全然不知榆林古都这么一回事。
统万城
文物开发要政府相关机构和团队去开发，政府和社会积极投入会受到经费方面的极大限制。相比之下，我们的近邻山西、内蒙古走在了前列一些，像山西的王家大院、乔家大院，我们的姜氏庄园、马家大院就没有维修开发，我们的红石峡经文化大革命破坏后至今尚未修复，镇北台的军营和哨岗也没有修复，至于长城就更无法说了。东北、天津的马占山活动基地和旧居就比我们的哈镇东北军司令部旧址开发利用得好，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要开发保护好自己的文化资源，就像神府煤田大规模开发后，不但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我们自己也迅速富起来。文化资源也一样，如果让它长期深埋地下，我们在文化上就永远富裕不起来。
讨论文化，应该更多地从观念层面落实到运作层面。中国容易出观念，这是好事。但是，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实践状态，勘探、开发、展示决定着文化存在的真实性。因此我们要学会实践本领，不要成为永久的“空空道人”。
长城
我用十年时间钻进古书堆里阅读了大量古籍，才发现原来根据神话和传说整理出来的古籍，其实是一地鸡毛。例如，什么是华夏文明?什么是炎黄子孙?答案在五千年之前。奇怪的是，在此后的五千年间，这些问题仍然被一代代地反复提出，而且似乎很难找到答案。为什么会是这样?钱钟书给出的答案是：“不读书的人被人骗了，读书的人被书骗了。”毛泽东对中华文化史研究很深，也说过“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在《淮南子》一书中看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可见早在《淮南子》之前，人们说什么事都喜欢扯上炎帝、黄帝了，这么扯来扯去，炎帝和黄帝的故事就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当然也越来越不可信。结果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便出现了“愈古则材料越多”的怪现象。因此，发现遗址、开发遗址是我们走出书斋，走出框囿，走出困惑，建设文化大市唯一正确的途径。
吴堡古城
挖掘整理红色文化资源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挖掘传播榆林红色文化资源是近一两年才开始的，但收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绥德县将西北革命的摇篮“四师”、抗战绥德警备区司令部以及绥德专署旧址维修整理出来，作为红色教育基地，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江苏扬州2018年就在这里举办红色教育学习班四期三百多人次，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府谷县郝家寨革命旧址修复后作为红色教育基地，深受人民群众喜爱。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曾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过著名的“小河会议”，靖边县在“小河会议”原址草坪上塑起威武雄浑的战将群雕，复原了当时的会议情景，使游人一看就为此震撼，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米脂杨家沟，在开明地主马醒民庄园扶风寨，毛泽东在当时被称为“九龙爬坡”的雅院，召开了著名的“十二月会议”，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等十一篇雄文，使全国人民看到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的晨曦。这块红色革命文化遗址，自觉做到了“立足今天、为了明天、书写昨天”的光辉传承，是难能可贵的。遗址经过整修、挖掘、恢复，规模之大、蕴藏之丰富、历史之广阔，令参观者看的是历史遗迹、思的是今天社会、想的是理想目标，深深触动人们的精神境界敏感带，即“革命理想的信仰弥坚”。清涧的枣林则沟虽小有修复，却使红色精神光芒四射，因为这里曾召开了决定转战陕北的“枣林则沟会议”。毛泽东在这里还为清涧县委写下“要看到光明，组织全县人民坚持斗争”的批示。佳县神泉堡稍加整理，就迎来了红色文化资源的最佳配置，当年毛泽东在这里制定的《双十宣言》，在所有参观者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回响。
毛泽东东渡纪念碑
除以上几处颇受关注外，还有一部分红色遗迹湮灭在一片残窑断壁的废墟中。佳县前东元村曾召开过一个军事司令部会议，由于缺乏保护，现在塌得只剩下一个黑窑窑。梁家岔是毛泽东指挥“沙家店战役”所在地，蒋介石的王牌军三十六师在沙家店全军覆没，扭转了陕北战局，被毛泽东称为“翻山峁战役”，从此，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但这样一个重要遗址，没能有效地传扬。佳县朱官寨是毛泽东写《解放战争第二年战略方针》的地方，战地摄影家程默的名作《毛泽东看地图》就产生在这里。“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的题词，是毛泽东1947年10月17日沿黄河视察时留在这里的光辉墨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发出“藐视黄河，就是藐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豪言壮语，不知鼓舞教育了多少仁人志士，激发了多少艺术家“长其源、固其基”地深入生活，进行艺术实践，但现在也已不知踪影。子洲的高家塌，不仅是毛泽东转战陕北住过的地方，也是陕北红军光荣之地。1935年7月17日刘志丹率部与反动派交战，在这里毙伤敌军三百多人，缴获机枪十八挺、长枪三百多支，堪称陕北红军的辉煌一页。现在这处纪念地破烂不堪、无人问津。绥德的延家岔毛泽东旧居，也已化为乌有。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讲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说，陕北这个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另一个是出发点。陕北还有第三点，就是转折点，即转战陕北——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转折点。”可见，榆林的红色资源是多么的独特和弥足珍贵。挖掘、整理、传扬这里的红色文化资源、努力实现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最佳配置”，将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十分紧迫而又极其重要的任务。动起手来，挖掘和修复我们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让榆林独特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成为我们强大的特色文化品牌。
沿黄公路
创新弘扬现代文化资源
纵观世界历史，一个民族与地区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与其民族精神的崛起和地区文化的复兴息息相关。当代的我们正面临文化内涵的空洞化，让迅速积累的物质财富犹如沙上之塔，越高越重，容易崩塌，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不劳而获、一夜暴富被仰慕推崇，坑蒙拐骗、不讲原则、不讲规矩、不讲信用的恶作频频出现，人际关系的恶化、社会诚信的缺失，这一切都与忽视文化建设不无关系。
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的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我们共有的精神财富，与我们的现实紧密对接，在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使我们的根与魂，通过现代创造，焕发强大能量。既唤醒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的基因，又赋予其现代化的灵魂，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深埋于地底下的古迹、书写在专家学者书本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变成全市人民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历史使命。为此，要及时将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作为战略资源，像柳青、路遥一样，把榆林文化推向新的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