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祖文
何志铭先生和我比较遥远。他是搞电影的，我是搞税收的，更何况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但我感觉离他又很近。因为他笔下他镜头中的人物好多都是我关注的对象。他在博客上发出的所有文章，我都一一认真拜读过。
导演何志铭
我看过他的一个发言视频。情动之处，声泪俱下，他说面对陕北大地走出去的文化大家，他经常自问，像他这样的人活在世上有何用啊?我非常受感染，能发出这样的责问，这是一般的文化人能做到的吗?
张子良是陕北文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先锋人物。何志铭先生为了张子良，又是写文章，又是呼吁建立纪念馆。就连在张子良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都是最忙碌的人。
海波有篇文章写到何志铭先生，海波当时在西影厂工作，因各种原因，海波被调到门房，何志铭看到海波生活困窘，帮助他在外面找了点儿挣钱的文字活，可他每次路过门房自己脸先红了起来，而且非常忸怩。好像海波这样的境遇是他这个友人造成的。看到海波这样的戏谑式的文字，我就感叹何志铭有一种古典人格之美。海波说，何志铭先生的场所，是西影文化人尤其是在西安的陕北文化名人聚集地，他爱文化人、尤其爱陕北文化人。
追踪他的镜头，追踪他的文字，何志铭先生是对陕北文化有良心的人，这种良心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最早路遥的纪录片出自他的手，而且为后世保留了唯一珍贵的路遥生动鲜活的影像，仅此一条足以让我们以陕北的名义向他致敬。描写陕人光荣的纪录片《李鼎铭先生》出自他的手。微电影《东方红》《想起我的男人背地里哭》首次把陕北民歌故事搬上银屏。他不仅用镜头聚焦陕北文化名人，而且用文字聚焦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文化名人。张季鸾、路遥、张子良、张弢、曹谷溪、马治权、王六、贺国丰、刘亚丽等，只要在这个社会上有成就有声响的陕北文化人，他都基本写下了文字。他的这些文字大多没有公开发表，他做这些事情，写这些人，做这些文章纯粹是凭着一种情怀做，凭着一种对陕北文化的良心做。
我为何志铭先生这样的举动大为惊讶。是什么原因让他有如此克己为人的情怀。我想他一定是站在一种超越常人的高度，站在一种审视千年陕北来路的角度，站在展望陕北百年未来的角度，他想给陕北的先祖们、陕北的后人们一种交代，一种文化的交代，一种责任的交代，一种精神的交代，一种尊严的交代，一种荣誉的交代。
何志铭先生前年拍摄《东方红》和《想起我男人背地里哭》两部陕北民歌微电影时，春节刚过，他们一家人就去了陕北外景地忙碌，而无法照顾要分娩的儿媳和即将出生的孩子。影片按期高质量完成，并获得许多奖。何志铭先生是个以艺搏命、奋不顾身的导演，他的作品无论大小，都追求在自己的水平内想办法做到极致。
何志铭先生导演的纪录片《李鼎铭先生》，投资协议是三集长度，而三集却很难塑造出李鼎铭先生的形象，在没增加费用的情况下，他硬是完成了八集，这让岀品方大为震惊，说他是个贴面的厨子。
他对老者和贫者都尽他所能帮助，陕北道情艺人惠万年，生活困苦，何志铭每次见到他，借握手之机都悄悄塞给他金钱。细细品味他的这种举动，我感觉就是他对陕北的文化、他对陕北的民众有一种特殊的良心。他为什么具有这么一种特殊的良心呢?核心是与他克己为人有关，与他对陕北家乡的超爱有关。那么不妨再进行更深的追问：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大格局、大境界、大情怀呢?我想，最根本的是在他心目中澎湃着一个天地间大写的主体意识鲜明的人。这个人不断在他的心目中、灵魂中挺立着。他想通过做这些事情让陕北发展得更健康、更科学、更文化一些，他想让曾经的苦难、困难、艰难永远远离黄土地，他想让他用笔和镜头提纯的优质文化美丽精神更好地滋养更多的当代人。
为了陕北文化，为了陕北文化杰出人物，他吃了多少外人不知道的苦，受了多少外人不知道的罪。这个只有他知道，天知道，地知道。
为了再现陕北文化名人的光彩，他用了多少艺术匠心，动了多少艺术心思，调动了多少人生与艺术的库存，牺牲了多少个人的时间、精力甚至财物，这个只有他知道，天知道，地知道。
他给路遥拍摄专题片时，与路遥一道下煤矿。他为了拍出路遥的风采，连路遥穿什么衣服都精心思量。他拍摄《李鼎铭先生》时，大年三十在陕北乡下的雪天里奋战。应该有七八十人的剧组，只有十一二人硬扛，每天工作到深夜，天快亮才发出拍摄通知单，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往往在工作间隙悄悄眯一会儿。拍影视是个苦差事，他放下西安舒适的生活，每天从一大早忙活到深夜，人匹马夫，喊叫奔走在陕北冬天的户外，爬山涉水，餐风露宿，尘土满面。那些明星们有房车、有保镖，而花甲之年的他竟还这样折腾自己到底为啥?
一个经常做好事、做善事、做光彩文化事的人，家乡人心中是有数的。
有感于此，我说何志铭先生不仅对陕北文化具有良心，而且是少有的良心，更是金子般的良心。
何志铭先生是一个长期为他人光亮服务的低调人，他对陕北文化用镜头抢救式的独特贡献，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有感于此。我为他写下这样的文字。
我们理应以陕北文化的名义向他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