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8年4月底，著名作家杜鹏程同志到北京出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去驻地拜访他。闲聊中，杜鹏程谈道，柳青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当时，柳青已出版了《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两部长篇小说，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了，而中国青年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红旗谱》《红日》等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计划在一两年内接着出版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这样，柳青的这部小说就机缘巧合地进入了编辑的视野。5月12日，中国青年出版社“二编室”给柳青写信，希望能得到柳青的支持，待这部长篇小说定稿后，交由他们出版。“二编室”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6月25日，柳青回信，婉言谢绝了出版社的请求。他觉得，小说第三稿还没有写完，写完后，还要发表，发表以后才能谈到出版问题，出书估计要在一年以后，甚至更迟。所以，不想过早地作出承诺，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压力。他让出版社到时候再联系。
为了尽快把这部小说“抓”到手，出版社安排社里“唯一科班出身”、最会跟作者打交道的文学编辑黄伊专程到长安县皇甫村去拜访柳青。临行前，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叮嘱黄伊说：“这次到长安，只要能约到柳青的长篇小说，就是胜利，就应记大功!”黄伊见到柳青之后，还未开口，柳青就知道了他的来意。柳青在家里招待了他，还斟了两杯酒，两人边吃边聊，交谈甚欢，顺理成章地达成了合作意向，可谓一顿家常饭，两杯知己酒，成就了一桩“好姻缘”。当然，这和柳青曾在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社工作过也许有一定的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团中央的下属单位，和中国青年报社是兄弟单位。有一份老感情垫底，话就好说了，事儿也就相对好办了。
中国青年出版社与柳青的约稿合同
8月7日，柳青和出版社签订了《约稿合同》。这是一份制式合同，出版方盖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出版合同专用章”。柳青在约稿内容的空白处填写了“长篇小说”几个字，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填写了具体的年月日。这份合同的签订，标志着柳青把长篇小说《创业史》正式许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二
1958年10月初，中国作协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安排了国庆十周年献礼工作。会后，各出版社都准备献大礼，中国青年出版社也不例外，将柳青的长篇小说作为献礼的重点之一，列入了1959年的出版计划，希望柳青函告书稿名称、大约字数及交稿时间;同时，还郑重地告诉柳青，出版社领导近期准备到西北各省走一圈，到时候会去长安县拜访他，以便进一步商谈出书事宜。当时，柳青正准备重写小说的部分章节，就给出版社写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第一部草率从事，出版后遗憾很多，就很难写好以后的主要部分，这样对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的，不尊重的。至于‘献礼’，在刊物上发表就够了。”柳青请出版社把这部小说从1959年的出版计划里抹掉，改在1960年第一季度出版。
《创业史》第一部布面精装本
其实，《创业史》最初不叫《创业史》。《延河》月刊在1959年三月号的封底登了一则启事：本刊自四月号开始发表柳青新著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约半年载完。小说如期于1959年第4期《延河》月刊开始连载，到第11期载完。刚开始，书名是《稻地风波》(《创业史》第一部)，从第8期开始，去掉了“稻地风波”四个字，直接叫“《创业史》第一部”，并于版面右下角发了一个说明：从本期起，柳青同志接受读者的意见，取消“稻地风波”书名，改叫《创业史》第一部。
《创业史》发表后，为了更好地修改，柳青请出版社把社会各界对《创业史》的批评意见收集起来，最好能剪贴起来。出版社安排资料室认真收集整理以后，安排王维玲同志去长安亲自交给了柳青。
1960年1月23日，柳青把小说上卷的修改稿寄给出版社，同时告诉出版社，下卷的修改稿要迟一些，争取2月底3月初寄出。一是因为二十二章要推倒重写，二是因为哮喘病发作，如果住院了，寄稿时间还要更晚一些。出版社非常体谅柳青，说时间由柳青自己安排，并表示，收稿后，出版社会尽量抓紧，争取又好又快地出版。3月初，出版社一收到小说的下卷，就按急件付排了。为了抓紧时间，力争在7月份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之前出版这部小说，文学编辑室和计划、印刷部门还开了个会，大家达成共识，力争每个环节都不拖延时间。
《创业史》正式出版之前，为了配合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宣传，出版社想发一条新书出版消息，柳青本来不愿意在出书前过早地宣传，但考虑到出版社的需要，就勉强答应了，但是要求出版社只做“简单的介绍或公开的宣布就可以了”。
《创业史》清样出来以后，出版社对几个地方的用词提出了修改意见，并陈述了修改理由。之后，柳青就《创业史》出版的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关于封面设计，美编室设计了几个草图，柳青认为“天蓝色较佳”“米黄色和橘黄色配在一起比较好看”。关于《创业史》内文用纸，柳青希望采用像《风雨的黎明》那样的薄纸，担心纸厚了难看，也不方便携带。出版社给柳青邮寄了《我们播种爱情》《草原烽火》等不同小说的不同版本，供柳青参考。柳青希望《创业史》用36开的小开本，说这样可以装在衣兜里，便于读者携带。36开本是非常罕见的开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尚无先例，但既然柳青有这个要求，出版社就满足了。关于书脊的格式、颜色、字体以及“出版说明”应该放的位置，柳青都做了详细的交代。最后，柳青叮嘱出版社，付印前，书的封面、内封面、引言、出版说明、内文，他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寄大样时，希望从扉页到最后一页全部寄给他。他还说，书付印时，真想亲自到北京去一趟，可惜因为家中要修理院墙，时间上有冲突，实在去不成。
为了避免出现差错，柳青发电报，要求出版社“两卷一同付印”。出版社为了赶进度，寄大样时用的是航寄，柳青亲自审定以后，就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印刷厂。
1975年6月，柳青与编辑王维玲在北京
这样，由黄伊拿回版权，因故由陈碧芳负责过一段联络和编辑工作，最后由王维玲担任责任编辑的《创业史》第一部普及本就于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首印10万册，定价1.54元，这就是《创业史》的初版本。此外，出版社还装订了一种布面精装本、一种毛边纸本。布面精装本不知为什么有两个定价，有的定价3元，有的定价2.3元。毛边纸版本没有版权页，因为纸张特殊的缘故，书明显要厚一些。这三种版本都是上下卷，36开的小开本。之后，出版社还印了一部分32开的大开本平装本和纸面精装本，由上下卷变成了单卷本。柳青认为大开本的精装本很好，建议出版社多装订一些，给各省都发一点。
《创业史》初版本是没有插图的。事实上，出版社从一开始就想加入插图，并且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先后找了北京师范艺术学院装帧系主任阿老和《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的苗地，两人都是大家，都愿意为《创业史》画插图，但是因为手头工作任务很重，时间紧，不敢贸然答应。出版社希望柳青通过个人关系，请求华君武给部下苗地匀出来一些时间，以便绘制插图。但是，柳青更希望用有才气的年轻画家。于是，出版社又找了几位年轻画家，分别画了插图，其中有一位于姓画家的插图，柳青觉得很好，说如果政治上没什么问题，就用他的插图。但同时，他又说，如果时间匆忙，初版可以不插画。到最后，《创业史》出版时，终究还是没来得及把插图加进去。
三
1960年3月28日，柳青给出版社写信，说他个人需要100部《创业史》精装本(上下卷)用于赠送友人，赠送名单等出书以后寄去，希望出版社能够代寄。同时，他还想要一部分普及本，送给农村的人。6月24日，柳青给出版社开了一个赠书名单，共70多部，他让出版社把书钱和邮费记好账，以后一并结算，剩余的20多部暂时存放在出版社，还特别交代说，兄弟亲戚，赠书上什么都不要写，其余的统一写“某某同志指正，柳青，某年某月”。柳青的赠书名单中，除了习仲勋、刘澜涛、马文瑞、胡乔木、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等同志外，还有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以及哈尔滨、鞍山、沈阳、大连、雅安、长安等地的友人和亲属。他在名单中特别注明，哈尔滨松江地委的六弟刘毓华和沈阳市的内弟马湛溪，要用挂号寄，由此可以看出柳青对刘毓华和马湛溪的特殊情感。
柳青在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后，觉得普及本封面的“黄带太细，字小，和上边不对称”，对布面精装本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来，装布面的，是柳青提出来的。出版社考虑到布面的在市场上销售恐怕有困难，但柳青个人喜欢，就装了一些。柳青本来想用布面精装本送人，但是看到成书后，他改变了主意，想把尚未寄出去的小开本布面精装本换成大开本的纸面精装本。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觉得布面颜色太沉，不如原书颜色好;另一个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出版社考虑到封面设计过于简单，就在“创业史”三个字的背景处烫了一块金，柳青觉得太豪华了，怕给大家留下不好的印象。7月4日，柳青给出版社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赠书改纸面精装可否”，随后，又专门写了一封信，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信寄出去以后，又怕出版社为难，7月9日他又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如不便仍赠布面请勿作难”。出版社给柳青回信说“工厂送来布面精装本290部、纸面精装本240部”，就按照柳青的意思对赠书进行了调换。后来，柳青觉得自己给出版社添麻烦了，感到很不安，专门就这件事对出版社表示了歉意。他说，给出版社发信时，妻子马葳坚决反对，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信发出去了。柳青诚恳地说，他和出版社之间已有那么多的协作，他相信出版社不会认为他是百般挑剔的，请出版社原谅他。
出版社代柳青赠送给巴金的书，没有写名字，巴金回过头来，又叫柳青写。当时，巴金已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柳青感到很不好意思，觉得对前辈不够尊重。但他并没有责怪出版社，只是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人总是谨谨慎慎的，而在日常琐事上，特别是在事务性的程序性的事情上，人有时并不那么细心，这是人之常情，对文学工作者来说，应该注意。”
柳青开出的《创业史》赠书名单陆陆续续在增加，沈阳作家协会马加、申蔚夫妇便是补赠的。柳青说，马加是老朋友，老朋友出的书都送他，他这回忘了送马加。所以，请出版社“勿忘为要”，还特别在这四个字下边加了着重号。
四
因为一部《创业史》，柳青和编辑结下了旷世友谊。
柳青长期住在长安乡下，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好多报刊看不到，想要的书也买不到，他就请出版社的编辑帮忙买了寄给他，编辑总会想办法满足他的要求。柳青想要一本1961年一月号的《文艺哨兵》杂志，出版社就写信给杂志编辑部，让编辑部直接寄给柳青。柳青想要一套《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和英国、法国、俄国的文学史，编辑跑遍了北京，虽然没有买全，但还是让柳青十分感动，这些书大多有头无尾，破破烂烂，柳青知道他们是跑书摊买的!
柳青与皇甫村村民亲如一家
柳青的大女儿刘可风和儿子刘长风在北京上学期间，柳青因为离得太远，没法照顾他们，就把他们托付给了出版社的编辑。刘长风不满意原来的学校，想转学，编辑先后联系了好几所学校，最后找了北京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出面，帮助刘长风转到了满意的学校。当时，刘长风想留级一年，柳青不了解情况，拿不定主意，就让刘长风跟王维玲商量，让王维玲给当参谋。柳青托出版社给姐弟俩找个合适的住宿地方，找了好久，找不到适合的，出版社就把西总布胡同的职工宿舍腾出两间来，让姐弟俩暂住。柳青在给编辑的信中说，成年以来，他大部分时间在基层，文艺界朋友不多，所以，既然和出版社发生了较密切的工作关系，就理所当然地把编辑同志们当作朋友来麻烦。同时，他又先后四次在信中叮嘱编辑，仅限于帮助解决转学和找房子两个问题，其他方面不要照顾。他怕孩子们不能正确理解，对他们反而没有什么好处。他告诉编辑，他对世界的要求不高，写完《创业史》，孩子们成好人，对社会有用就对了。
柳青患有哮喘病，每年五六月关中小麦扬花时节是哮喘的发作期，这个时候，他就得出去“躲病”。1960年4月26日，柳青给出版社写信说，准备五月去北京“躲病”，做出版社的客人。为了躲避报纸记者和文学期刊编辑拉稿和一般性应酬，他让出版社找了一个与外界联系很少的地方，无拘无束地住了下来。他说，这样做绝不是显示大作家的神气，而是实际需要。从此以后，柳青每次到北京“躲病”，或者到北京去开会，中国青年出版社都“包揽”了他的食宿问题。
吴堡县寺沟村柳青儿时上过私塾的地方(旧照)，目前已修葺。
柳青和中青社编辑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用柳青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是为了我国文学事业的联合努力，而不是买卖关系，我很满意这种关系”。他们之间，的确不是买卖关系，但也不仅仅是同志关系，他们还是朋友，是亲人!事实上，柳青也没有把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当外人。甚至到了临终前，他仍然给儿女们交代：“我不在人世后，有事还可以找中青社的同志帮助。”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怎样的一种信任啊!用“将心付明月，冰心在玉壶”来形容他们之间的友谊再贴切不过了。出版社编辑对柳青的无私帮助，在柳青女儿刘可风的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编辑，是出书的，他们都是热心肠的好人。”
柳青去世以后，出版社的编辑帮助他的儿女们料理了后事，还协助安排了几个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作为知己，王维玲为柳青做了最后一件事，就是按照柳青的遗愿，一捧一捧把他的骨灰分放到两个骨灰盒里，一个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个葬在了长安县皇甫村。(文/李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