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申长明
堂夫，是旧社会对在学堂里负责摇上课、下课、放学铃，打拉杂人的统称。
堂夫每天的工作流程是：在先生和学生上课前摇预备铃，提醒学生娃娃们赶快进教室、坐好位，从书包中拿出书、本、笔，让先生做好上课准备，带上教案、粉笔及教鞭(棍)。那时候每堂课是40分钟，下课铃响后是课间休息时间，先生和学生会小憩一会儿，喝水、上厕所，在室外晒晒太阳，舒展一下四肢，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记得和我在一个班念书的一个大龄女同学已结婚生子，孩子满月后又来继续上学，为了方便，还在学校附近租赁了一间房，婆婆在家照看小孩，一听堂夫打了下课铃，赶快抱上孩子过来喂奶。孩子奶喂好后交给婆婆抱回去，自己又回到教室内继续上课，每天如此。
摇放学铃是堂夫上午的最后一道工序，随后，学生们争先恐后地站好路队，路长负责维持好秩序，由校长在台上面训话或布置任务后，按序走出校门。
记得后来我在工作后，有一位同事一辈子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在填履历表时很为难，只好在这一栏中填写了曾在上小学时担任过临时路队长一条，成为同事间的笑料。
堂夫除摇铃、烧水、照门房以及打扫校长办公室的卫生外，还有一个特别任务，就是负责和家长联系。班上有个别同学调皮，老师没办法会汇报给校长，校长就会打发堂夫去寻家长来学校，和家长探讨共同教育。
铃是堂夫的手头家什，在堂夫的宿舍内，墙上贴着学堂作息时间表，桌上摆着吊摆的大座钟，每天按时摇铃、照章办事就是堂夫的主要职责和任务。
铃的质地有铜和钢铁之别，铜铃是手摇的，钢铁铃则形状比较大，可以吊起来用绳拉。手摇铜铃音色亮、脆，响度高，所以堂夫用手摇铜铃居多。铜铃形似小钟，内空，顶部吊一小碰锤，铃外上端有大约长四寸左右的直把，区别于阴阳先生做法事用铃，铃把头有三山刀形的装饰铃。
米脂城内的学堂，在东街文庙偏西，由清乾隆年知县叶永林创建，初名成德书院，清道光年知县王鹄改名为圁川书院，清光绪二十八年知县李炳莲改为小学堂，民国年又改为东街学校。那时，城内人少，念书娃娃不多，当时妇女社会地位也很低，很少抛头露面，所以最初学校只收男生(称之为一完小)。
“五四”运动后，教育家高佩兰从北京上学回来，她接受了新思想，在外见了新世面，所以在她的倡导下，1920年春在夫家院内两间房舍办起了只收女生的学校，第一期收了34名女生，进校的学生越来越多，后经三迁校址，最后在城隍庙正式办起了北街女子小学校(称为女校，后来叫二完小)，在这里为革命培养出了高敏珍、杜岚、周玉清、贺抒玉、张惠明等优秀人才。
1953年，我在一完小报名入学，不到一个月，比我高两级的几个班和我新报名的两个班全部搬到南关娘娘庙处，成为一完小的分校。一年后，挂牌更名为“南关小学”(简称三完小)。直至1959年秋，我考入米中，堂夫还在摇铃上下课。
上世纪六十年代米脂城内三所完小，堂夫还都使用摇小铃的方式，各学校的铃声细听起来还是有区别的，能听出是哪个学校的。七十年代初，城内三所完小因周边农村的学生增多了，规模扩大了，三所完小都开始设有附中，学制二年，称戴帽初中，所以堂夫的小铃也改成了挂在学校中心位置用绳拉的小钟形铜铃和钢铃，而堂夫的称呼也不再。
改革开放后，各学校都使用上了电铃，堂夫也渐渐地退出了学校的舞台。
在我的记忆中，在城内三所完小当过堂夫的一完小有艾永功(西街人)、高克宽(东街人)、周道义(北街人);二完小有崔登发(南关人);三完小有刘和贵(东上巷人)、刘和明(南寺坡人)、高锦裕(北大街人)、周道义(北大街人)。
虽是庶务，铃一响却指挥着“千军万马”，堂夫的称呼在新中国成立后渐渐淡去，作为后勤人员，他们是学校不可取代的一个部分，也赢得了社会和人们的敬重。从旧年走过来的人们，仍然习惯上亲切地沿用旧称。
老堂夫崔登发，字望台，生于1905年(清光绪31年)，南关人，比我父亲年长两岁，两人从小称兄道弟，来往甚密。我父亲又在他家斜对面开店多年，所以是故交。老崔贫苦出身，忠厚老实，办事可靠，手脚勤快，年轻时捞过金(给字号商铺、药店当伙计做学徒的人的旧称)、跑过堂，1942年当了堂夫，有了固定职业，是众多堂夫中干得时间最长、威望和口碑最好的一个人。
老崔在东街小学干了两三年外，大半辈子都在北街小学(二完小)服务，担心夏雨、冬雪影响师生们的日常用水，贻误教学，所以他大半辈子每天都起早摸黑，带上坎肩，挂上打水绳，挑起三道箍的柏木桶，往返于二完小到张米脂沟辘辘水井三四回，学校水房中的几个大水缸的水总是盛得满满的，他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忙碌了一辈子。
老崔1981年告退回家，学校还为他开了欢送会，校领导对他的工作评价是年高德劭，在平凡的岗位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并馈送了可制独幅子棺材的“四片瓦”材料给他，材料取自校园扩建时伐下的两棵百年老槐树，挑选了其中最好的，作为他百年后的礼物，以示学校对这位老堂夫的关爱和褒奖。
2001年，堂夫老崔，这位跨世纪的老人无疾而终，和他在二完小一起工作过的姜佩英、白万亮等同志参加了老崔的葬礼，送走了这位耋年老者。
米脂中学作为县上的“高等学府”，在我的记忆中，上下课使用的铃有别于其他学校，是用绳拉打的吊钟式的钢轨铃。我1959年考入米中，六年后高中毕业，后又在1975年至1980年在米中教书六年，钢轨铃声伴随着读书、学习、工作时日颇久。
这个钢轨铃应该是自制的，先用一段长4尺多的钢轨竖吊在3根榆木棒支的三角架下，另用一段近2尺左右的钢轨两端打眼横平固定，粗铁丝圈起的两段钢轨配上仍由粗铁丝做成的拉绳，敲击时声音厚重洪亮。把4尺长的钢轨套在里面，再拴上粗铁丝。体型相对庞大的钢轨铃从高处引拉向下，拴在校长院内的一棵老榆树上，由于使用年久，铁丝曾磨坏过两块护栏板，后来干脆用一块槽型铁板套在护栏板上才解决了损坏护栏板的问题。多少年来，米脂中学师生上下课、紧急集合，一切行动都是靠着钢轨铃在指挥着，曾有高锦雷、高德树、艾四、崔应生等是专职的打铃人。
制铃的钢轨上铸有“1943”字样，这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钢轨，是被我晋察冀军区俘获而来的战利品，被转交给八路军兵工厂，由于钢质好，敲起来声音洪亮，波及的距离远、范围大，所以赠送给了陕甘宁边区的米脂中学，改造成这件能敲打的钢轨铃。钢轨铃不远处的李自成行宫西墙上，至今还保留着一条隐约可见的标语：“毛泽东同志抚育我们长大!”用白线勾勒的空心字巨幅标语与我同龄，是1944年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七班学生高亮芝等三人商拟，经三五九旅驻米某团宣传干事邓斌亲自书写，这一革命印记的遗留，也曾激励、鼓舞着一批又一批爱国学子们。
堂夫击打铃声的往事早已走远，铃声陪伴下一茬一茬的少年走向远方……
听，书声琅琅;听，铃声又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