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兴华
家风的好坏不仅关系着一个家庭的美满和子女的前途，也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安定，同时与一个国家的富强也有重要的关系。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规家风，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为有用之才，至少过上好日子。回顾我们祖辈至我这一代，虽不能和名人的家庭教育与家风相比，但突出表现是以勤劳奋斗求生存。
我们爷爷出生于贫苦农家，他一生种地务农。我们家世居吴堡古城，这是一个位于石山之巅的小县城，城边无平坦之地，农家的少有土地都在出城外下深沟再爬高山之处。每去田间必须经高山中的羊肠小道，生活用水也要走很长的崎岖山路肩挑而来。艰辛的自然环境中尽管一年辛劳，由于大多年份久旱缺雨，夏秋收成很少，生活始终无保障，青黄不接时全靠和富人家借劣质粮食糊口。清末民国初年间，爷爷为摆脱代代贫穷，从艰辛的生活中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他不惜一切代价努力供他的两个弟弟上学，后又将自己的长子送入学堂。为支付繁重的学费他不惜借贷，由于还不了钱，债主利上加利，到我父亲青年时当一年小学教员年薪60元大洋，却一年分文到不了手，全被收债者扣除。爷爷起早摸黑种地，冬闲时又给富人干杂活、当船工，在冰雪中走河路，以多种办法支撑子弟读书。我家的成员在长期的艰辛磨炼中养成了勤劳作苦读书的优良家风，更有乐于帮助穷人和弱者渡难关的友爱精神，优良的家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则更得到磨炼和深化。
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在白色恐怖的吴堡县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担当着吴堡县委的领导工作，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地方同志常来我家，对外均称是其同学和朋友。这些党内同志有刘澜涛、张达志、赵伯平、高朗亭、慕生忠和本县许多同志，他们的安全和食住宿均由母亲安排掩护。她还保存文件、藏匿枪支弹药。有时父亲夜间出城活动返回时，夜深人静，城门已经上锁，开锁的事由爷爷承担（他事先摸清了开锁的办法）。有的党内同志生活窘困，无法度日，他们父子将自家少有的粮食分给这些人糊口。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父亲早已离家去了红军部队，家中无劳力，但年迈的爷爷总是勇缴救国公粮，母亲则尽力为抗日军人多做军鞋。
在贫穷的战乱年代，一家人与古城的乡邻患难与共，极力帮助穷苦人，他们有难就找我们家解危，包括吃的、穿的、烧的以及种子等常来求助，我们家的人总是乐于相助。在严酷的对敌斗争中，这些穷困人家总和我们家站在一起。1936年正月敌晋军撤退时，实行坚壁清野，强令村民随军渡河去山西，当时在我家挤着许多本城人拒绝离乡，后来敌军将我家成员及来的乡亲全关入大牢，直至我军入城才被放出，这是在斗争中结成的深厚情谊。解放后，一些多年来迁徙外地的村邻回家探视，他们吃住也在我家，毫无拘束，这种乡邻亲情至今难忘，回想起来，其乐融融。
在我们家，长辈人对晚辈人始终严格教诲。孩子稍大就要学着干些力所能及之活，如扫地、喂鸡、拾柴火。过年要帮大人布置年节之礼，如贴春联、提灯笼、点香火等事宜。我少年时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天气中跟爷爷收夏，背着被雨水淋透了的重物，长大后跟妈妈在暴雨中从地里返回，浑身是水。爷爷总是严训“一根柴难烧、一子难教”，要吾这个独子省悟做人。小时吃馍掉下一点渣，母亲总严肃地说：“一颗麦子能做成这个吗！”并要求我拈起来吃掉。可见艰辛之人对劳动果实的珍爱。吾年少时父亲早已是红军指挥官，他青年时自勉的一副对联“要做个劳动神童，莫学那社会流氓”对我终身做人有很大启迪。他们两代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始终激励着我。父母在白色恐怖中始终坚持为党的事业奔波；爷爷对革命政府的拥戴始终如一，在他年迈之际，将自己所种花生送予县委、县政府的同志品尝，表现了他心底的拥政之情。母亲常言“我们一家是凭着革命活过来的！”要永远不能忘记党和政府对我们家的关怀，要我和子孙永远忠于革命事业，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祖辈们朴实的家风家训我没有忘记，我在党的教育下，工作的一生中，好的家风也得到了深化。我深感，一个家庭好了，对整个社会都有益。千千万万的社会基层单位构成的社会群体是国家和民族的基础，更是国家强大的资源，在今天我们需要培育、彰显好家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