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世久
马文瑞同志简介：
马文瑞同志，1912年11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今子洲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接受进步思想，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米脂县三民二中上学期间，因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被迫离校，从此全身心投入秘密革命工作。先后任共青团绥德西区区委书记、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在白色恐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坚持对敌斗争。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任中共绥德县委常委。1929年，他参与领导了绥德饥民斗争，在陕北产生重大政治影响。1930年8月起，先后任中共安定县（今子长县）北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他自觉抵制“立三路线”的严重干扰，在陕北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形势下，保存了安定县的革命力量。1931年9月，吴岱峰、阎红彦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马文瑞和陕北人民倾其所有大力支持自己的子弟兵，使游击队得到极大的发展壮大，由100人不到迅速扩大到500余人。1932年2月，任中共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负责恢复清涧、延川、安定、延长、延安等县党的组织。他不畏艰险，坚持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为当地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其间还到横山、榆林等白色恐怖更为严重的地区开展工作。同年7月，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兼团特委书记，参与领导筹备召开陕北革命史上重要的第四次特委扩大会议。会后面对敌人的疯狂镇压，他毫不畏惧，坚持斗争，组建神府等十多支游击队，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马文瑞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政治工作杰出的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马文瑞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英勇奋斗，顽强拼搏，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中国劳动保障第一人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席出席并主持了会议，周恩来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次会议上马文瑞同志被国务院任命为劳动部长、党组书记。12月下旬，马文瑞出席了中国人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第一次会议。在第一天的会议的会议结束时，毛泽东看见了马文瑞，很高兴地招呼说：“马文瑞同志，你来了！”马文瑞闻声迎上去，紧紧握住毛泽东早已伸出的大手。毛泽东环顾左右，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是马文瑞同志，是我们中央政府里少有的年轻部长！”随后，毛泽东又注视马文瑞，关切地问：“文瑞同志，你上任了吗？”马文瑞答道：“开完政协会就去上班。”毛泽东风趣地说：“从今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都归你管。”话音刚落，周围的同志都笑了起来。在笑声中，马文瑞感到很受鼓舞，也深深感到自己肩上担子分量挺重。
全国政协会议闭幕的当天，周恩来同马文瑞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临别时，周总理紧紧握住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过去管干部，今后管无产阶级，二千多万啊，这是大事情！”马文瑞看着总理充满希望的目光，并没有说什么，却郑重地点了点头。
1954年12月28日，马文瑞正式到劳动部就职。他上任的第一天，劳动部在刘亚雄副部长的主持下，在“临时食堂”召开了机关工作人员大会，热烈欢迎马文瑞的到来。马文瑞面对一张张笑脸，心情并不轻松。他稍作思索，只讲了三句话：“我衷心感谢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们面临的工作任务是光荣而又繁重的，务必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们新的领导班子有决心有信心，一定同大家一道把工作搞好！”
马文瑞同志说到做到，不放空炮。为了尽快熟悉并掌握劳动部的工作，他除了认真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论述和指示，研究劳动部历年来的工作报告和颁发的各类法规政策，更多的是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广泛听取其他部领导以及局处长和职工群众的意见，了解劳动工作的现状和改进设想；请本部的苏联专家介绍苏联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他亲自深入各地区、各部门以及一些具有代现性的企业、事业单位，听取大家对劳动工作的反映和要求。他甚至利用上下班的时间，在车上看报表、背数字，对征求来的各种意见进行分析、对比、分类归纳，思考下一步的工作，很快便掌握了劳动系统的基本情况。然而，给他总的印象，却是方方面面存在的问题很多，大量艰巨繁重的工作亟待他去做。所以，人称他是“繁忙的劳动部长”。
马文瑞一心扑在劳动工作上，一干就是12年。他为新中国劳动用工和调配制度、工资福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及劳动科学研究体系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历史贡献。他针对“大跃进”给劳动用工和劳动保护工作造成的灾难，提出并实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坚决执行中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国家度过难关，实现国民经济形势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中国劳动保障第一人。
马文瑞同志在任劳动部长、党组书记期间为政清廉，处处率先垂范，严格要求家人和亲属，不搞特殊化。有一次，马文瑞一位大连工作的侄子，因妻子在宁夏工作，利用出差进京的机会找到马文瑞请他帮助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希望一起调到北京。马文瑞摇摇头，耐心向他说明了支援重点建设地区的重大意义，并劝他也去大西北工作。结果，侄子高高兴兴地调到宁夏工作。
在1956年工资改革时，马文瑞家里也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原来，马文瑞的夫人孙铭也在劳动部工作，根据她的资历，完全可以定为13级；但马文瑞却劝她发扬风格，就低不就高，结果被定为14级。虽然只一级之差，但按当时规定，13级以上才算“高级干部”。这次工资改革，马文瑞给许多人提了级，唯独没给她增加一分钱。有一天，马文瑞与家人一起吃饭，彼此谈及工资改革的事，孙铭一脸严肃地说：“论资历，我是三六式的老干部；论学历，我是一点也不比别人低。这些年来，我也是勤勤恳恳，努力工作。我不明白，为什么跟了你，我得老吃亏！”马文瑞闻之一怔，正琢磨如何回答才好，却见孙铭转过脸去偷偷地笑，他也便随之笑了起来。
情系陕北
多少年来，陕北黄土高原土地广阔，人烟稀少， 干旱少雨，几乎是十年九旱，很少有绿色植被，还有大片沙漠，向来被人们视为一个极其分贫瘠的苦叫地方。然而，就在它的地底下，却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石油、盐、铝矾土和天然气。特别是煤，从榆林地区北部到内蒙伊克昭盟南部，地下就是一片大煤海，在两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里，已探明的煤储量在2300亿吨以上，号称世界七大煤田之一。其中榆林市的神府地区就达1500亿吨，而且大都是露天精质煤。1986年，国务院做出了加快开发神府东胜煤田的决定，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马文瑞同志对此深感激动与振奋，他想：神府煤田的开发，将不仅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还将能大大带动陕北老区的经济发展，加速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几十年来，那些贫困而朴实勇敢的乡亲们，为中国革命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常常让他魂牵梦萦，难以忘怀。可以说他革命一辈子都是在为他们的富裕幸福而奋斗。当神府煤田开发的新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他兴奋得思绪万千，彻夜难眠。他再也坐不住了，毅然决定去陕北作一次实地考察，看看故乡的新变化。
1988年5月16日，马文瑞带着他的夫人孙铭，还有国务院能源办副主任李智胜等同志坐火车到包头，然后乘汽车南下。18日跨过内蒙与陕西交界的乌兰木伦河，到达陕西神木县境内。这里煤层埋藏浅，乌兰木伦河河底就是煤。河两都在采煤，河南面是是榆林地区的活鸡兔露天矿，挖掉浅浅的黄土，就是厚厚的黑油油的煤层。工人们已在这里挖出一个面积上万平方米，深十几米的大坑，他们用钢钎撬，用镐刨，把城砖大小的煤块装上汽车。马文瑞站在坑边上，边看边听陕西省煤田开发经营公司副总经理戴绍诚介绍说：这里的煤不仅埋藏浅，煤层厚，易开采，而且煤的质量好，灰分少，中高发热量，有害元素含量低，是优质的工业用煤。用不了几年，国家将这里建成一座年产300万吨，全部机械化的大型露天矿。马文瑞听了很高兴，他弯下腰捡起一块煤，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煤块如镜面一样光滑亮泽，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马文瑞同志虽是第一次看到神府煤，但是他早就为这里的采煤业发展做出了贡献。1981年夏，马文瑞来陕北检查工作，榆林地区领导向他汇报了争取出口煤炭的问题，得到马文瑞的大力支持。当时国际市场煤炭价格高，中国每年出口一定数量，但国家计划指标控制很严格，且都分配给老产煤大户。神府地区还没有大规模开采，努力一下，年产20万吨煤是不成问题的。他想如果每年能出口15万吨至20万吨煤的话，对于解决榆林地区经济困难是不小的帮助。于是当年10月，马文瑞亲自给谷牧副总理写信。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将年出口20万吨的神府煤列入第二年的国家计划。
马文瑞来到工地上，工人们渐渐围拢过来，他与工人们亲切交谈起来，问他们是什么候来矿上的？当矿工以前干什么？现在一个月能收入多少？他们纷纷回答，来矿才干一二年，以前是农民，是放羊娃，过去“有饭吃、没钱花”，如今老婆在家种地、放羊，家里活儿没耽误，而自己每月能拿回去二三百元现金。马文瑞满意地说：“好哇，你们也开始致富了！”
马文瑞在去神木县城的路上，又察看了柠条塔煤矿。虽然现在大多数是手工操作，但按规划，不久就要建成年产数百万吨的现代化煤矿。当他问到要当前的困难时，戴绍诚汇报说：一是管理体制不顺，二是资金不足，三是技术力量薄弱，而当前最大的困难是体制不顺的问题。
为了详细了解情况，21日，马文瑞在神木县宾馆主持召开一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省煤炭经营公司及榆林地委的有关负责人。通过调查，他感到有些问题确实需要向中央反映，以便时解决，加快煤田的开发速度。经过反复讨论，在他的主持下，向赵紫阳、李鹏同志写了一个《关于改进神府——东胜煤田管理体制的建议》。建议共有六条，主要是提出建立一个较高层次的领导小组，由国家计委牵头，能源部等及陕西、内蒙、河北等省区参加，以及负责矿、路、港建设和省区之间的协调工作，改变精煤公司一家独揽矿、路、港建设的局面，从而发挥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及省区的积极性。此外，还大胆提出了办矿实行开放政策，把竞争机制引入煤田开发，强化陕西和内蒙两个煤田开发经营公司的职责等等。马文瑞到达西安后，他把这个《建议》当面交给了来陕西视察的赵紫阳总理。
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建议》当时没有得到回复。但在以后的煤田开发过程中，《建议》中的部分内容还是得到了采纳。
心系故乡
27日下午马文瑞一行到达子洲县城。子洲是他的家乡，自1933年最后一次离开，已有55年再未回过家乡。在这期间，他不是没有机会回家乡看看，但都因为工作繁忙，或任务紧急，失去了机会。最近的一次是1981年，他在任陕西省第一书记时，到榆林检查工作，本想顺便回家乡看看，不巧汉中和关中发生水灾，一连几通电报，他只好匆匆赶回西安指挥救灾了。这次家乡人民听说马文瑞回来了，自发地表示欢迎。许多乡亲聚集到他下榻的县宾馆门口，等着能见上一面。晚饭后，马文瑞利用散步同大家见了面，同一些人进行了交谈。当晚，县剧团安排了几个小戏，演出地离宾馆不远，马文瑞坚持步行去。沿途挤满了围观的乡亲，马文瑞不时向乡亲们问好，频频招手致意，乡亲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第二天一早，他坐一辆面包车，匆匆去几十外的马家阳湾村，省地县的有关同志要陪同前往，他不同意：“不要去这么多人，又不是旧社会的官僚衣锦还乡。再说县里的负责同志还抓工作，不能影响工作。”
马文瑞回到村里时，亲属和乡亲们下坡来迎接。他86岁的大哥马文采迎出窑洞，兄弟俩相见，互致问候，马文瑞的眼圈红了。他扶着大哥进了窑洞，又忙着接见乡亲们。他的记性很好，过了50多年了，他居然还叫出不少人的名字。有的晚辈只说起父亲和爷爷的名字，他立刻想起来了，还能说出他们的小名和外号。马文瑞仔细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都说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少人还住上了新窑洞，可真正富裕的也不多。他问吃饭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大家的回答不外乎两条：一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二是普遍使用化肥。马文瑞总结说：“这就说，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进步了。”这一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他与来看望的亲属和乡亲们握手、照相、啦家常，一直忙到深夜。他的心情十分激动，也处在高度兴奋和欢乐之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几乎一夜难眠。
第二天，马文瑞又视察了离村不远的马家坪小学，他殷切地勉励学生们好好学习，长大为建设家乡、建设祖国做贡献。在回学校的路上，他发现，由他向上级争取回20万元修建的家乡公路，按设计标准应是油渣公路，可现在还是石子公路，当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事后严肃批评了有关人员。下午他又去乡政府听取乡干部的汇报，要求他们好好为农民服务，多办实事，想办法让农民生活富裕起来，田要种好，但光种田还富不了，还要搞副业，发展乡办企业。他在回县城的路上，又参观了子洲县第一乳品厂和陶瓷厂。
乳品厂是在马文瑞的支持下，于1983年开始筹建的。子洲县是陕北最贫困县之一，是革命老区，当地又有养羊的习惯，为帮助老区群众脱贫致富，他建议在当地修建奶粉厂。为了解决原料来源，要求当地政府鼓励群众养奶牛、奶山羊，没钱买牛羊，可以贷款。厂子1985年投产，设计年产奶制品700吨，而到1987年仅产180吨。主要问题是缺少鲜奶，缺乏生产资金，管理混乱。当时花了70万元买的奶牛，奶小羊分到农民家里，却没有建帐，谁家分了几只都搞不清楚。全厂有职工84人，干部就占16人，人浮干事，只有一个技术员，技术力量薄弱。当时虽然勉强赢利，但要还清贷款及利息，却遥遥无期。马文瑞问厂长经营生产中的一些问题，厂长推说到厂时间不长，说不清楚，让会计代答。马文瑞很生气说：“这样的厂长怎么能搞好经营管理呢？应该换明白人！”他认为，像这样的厂子，虽说缺少资金，但更重要的是缺少经营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30日下午，马文瑞与子洲部分干部会面并作了讲话。他回顾了子洲的革命历史，肯定了建设成绩后，结合他的所见所感，对他们今后的工作，强调了两点：一是要搞文教工作。他语重心长地说：“搞建设需要知识、人才，搞现代化建设，要懂得现代化知识，这就必须办好学校，提高人的素质，培养人才。”但“现在还有少教师不合格，办学条件差，学校还有危房，”要引起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想方设法加以解决。二是要抓好党的建设。“党委应抓好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特别要抓好干部的思想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用干部“要选拔德才兼备的人，不能任用私人”，“要克服以权谋私的现象，要以权谋公，为老百姓服务”。他的这一度讲话，赢得阵阵掌声。他还强调指出：“领导核心还是党，各项事业还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当时有人强调“党政分家”时，出现某些“谈化”党的领导，轻视乃至反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因此，马文瑞旗帜显明地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的论断，为当地干部指明了方向。
6月8日，马文瑞到达西安。他就将改进神府——东胜煤田开发中的领导体制及教育经费、加强陕北教育等问题，同陕西省委领导通报了情况，交换了意见，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
马文瑞考察回京后，对改善家乡教育十分重视，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他想方设法争取回38万元资金，30台电脑，在距马坪小学不远的地方盖起了两层楼的高坪乡中学。学校于1990年开工，1992年竣工投入使用，他亲笔提写了校名。在他的带动下，全家人都行动起来：夫人孙铭经多方努力，筹得二千多册图书，全部捐献给了学校；子女们也为学校捐款。1995年，他和孙铭又为学校联系到两万株优良苹果树苗，希望通过勤工俭学，解决学校的经济困难问题，受到家乡人民的好评。1996年秋，马文瑞的母校——子洲县周家硷镇中心小学筹建教学大楼时，他亲笔回信，并通过团中央“希望工程”，给母校争取18万元资金，他还为《周家硷小学校志》题词“总结教学历史经验，学习优良榜样，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青少年”，同时为母校寄回《马文瑞同志文选》、《马文瑞回忆录》等书籍，勉励学校师生加强革命传统教育，为祖国培养大批“四有”人才做出贡献。
丹心永在
马文瑞对于改变陕北老区人民的贫困面貌时时挂念，尽心竭力，奋斗终生。1992年夏天，他在北戴河体假时，将陕北几个重大建设项目，如神延铁路、阴塔电厂等的立项问题，以及陕北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建设问题，向朱镕基副总理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他的高度重视。所有这些，以后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决策和规划下，都已经或正变成现实。如今，陕北老区的经济正在迅猛展。特别榆林地区能源化工基地的建立，天然气进北京等大型工程，整个陕北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这里面都凝聚着马文瑞同志的大量心血。
马文瑞在晚年对国家的生态建设极其重视，他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2003年2月3日，他在病床上就曾给温家宝总理写信，把国家民航局同志写的《关于充分利用飞机灭蝗、播草治沙，大力建设内蒙古生态防线的报告》转上，得到温家宝的重视，很快批转有关部门研究。这年11月17日，处在病危状态的马文瑞，鉴署了他给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最后一封信，内容是他近年来经常考虑的问题，中心意思是“要处理好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态经济能源建设的新路子来”。信里还涉及支持陕西的要求，“调整延安榆林两市现行煤炭、天然气、原油资源税适用税额”的问题，以加强当地生态环境建设。
马文瑞的信报上去，胡锦涛、温家宝于11月21日分别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和同志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要认真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能源资源税率也得到提高。当他们的批示反馈回来，马文瑞已处于昏迷状态，再也不能满怀欣喜地阅读他们寄来的复印批件了。在他稍清醒时，儿女们给他拿来中央领导批件看，给他读，他不会说话了，只是感动得掉下了泪珠。
魂系延安 马文瑞为了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1990年5月，在他和彭真等同志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他当选为会长，为研究、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0年5月《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1993年3月马文瑞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关心国家大事和延安精神的传播。特别是2003年11月份病情极剧恶化，可他还念念不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同月19日深夜，马文瑞从昏睡中醒来，头脑似乎格外清醒。他抬手示意，让人扶着坐起来，要笔写点什么。在旁陪伴的延红，赶紧拿纸贴到硬纸壳上，送到他面前。他费力地拿起笔，手不停地颤抖，几乎每写一个字都要休息一下，他还是坚持写下去，在纸上颤颤巍巍，断断续续地写下了“我想延安”四个大字，写出了他心中最向往的地方！到了此刻，他还保持着他一贯严谨作风，努力把字写得工工整整，在“延安”两个字后面还加上一个感叹号，以表达他无限思念的深情。这是他生前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为何想延安呢？
延安，是马文瑞早年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开拓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的地方；是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成熟的马克主义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土的地方；是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十三年的革命圣地，使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地方；更是党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延安精神全面形成和大放光彩的地方！他78年的革命生涯都是在为铸造，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而奋斗，尤其是他晚年更是殚精竭虑，魂系延安，倾注了他的全部心血！
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第二次来看马文瑞，他身上插了不少管子，躺在床上，已不能说话，但神志还清楚。在场的延红、晓力、小玫向曾庆红介绍了父亲的愿望：请李铁映同志接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长，把研究、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的工作继续做下去。曾庆红被他的坚韧执着精神深深感动，眼睛温润了。他走到马文瑞床前，俯身轻轻地问道：“马老，请李铁映同志当会长，您同意吗？”马文瑞点点头，露出满意的样子。曾庆红说：“那好，铁映同志的工作我去做”。临别，他纸上写下“衷心祝愿马老早日康复”的话，劝他安心养病，马文瑞会意地点点头，目送他离去。
2004年1月3日马文瑞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马文瑞同志为了人民江山的长治久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为共产主义理想的美好未来，费尽心血，吐尽了最后一缕丝。他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一片丹心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真是：（藏头诗）
马氏家族乃精英，
文韬武略建功勋，
瑞香芬芳浩气存，
永垂千秋启后人。
通讯员周世久 据《马文瑞传》、《马文瑞回忆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