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网络上流传了一则马边县纪委的违纪通报，引起了笔者的注意，通报称马边县人大教工委主任于工作时间，在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布与工作无关的动态，并有其他公职人员点赞、评论，这几名公职人员均违反了工作纪律被诫勉。一些基层组织管理中出现的问责泛化、随意化、简单化现象再次冒头，引发网络热议。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借鉴了西方政府问责制度的模式，决心逐步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问责已成为约束权力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手段，也是解决管党治党问题的现实需要,可谓之“党之重器”也不为过。
然而，“好经却被歪嘴和尚念歪”，极个别地方和部门没有认识到“问责只是手段，激励担当负责才是目的”，一些问责行为正在走样。有的不管问题大小都往问责方向去靠，搞起充数式问责，问责项目多、频率高，以问责数量衡量管党治党成效，靠走量刷“存在感”。有的在实施问责过程中，专挑“软柿子”捏，拿基层干部的小错误小问题“开刀”。有的在工作中遇到“梗阻”，把问责当成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尚方宝剑”，以势压干部……
问责是党赋予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问责的对象也是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是极其严肃的政治活动，事关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事关党组织形象和领导干部切身利益。上述种种罗列，不仅偏离了问责制度的初衷，反而让“党之重器”被用乱用滥。
问责泛化、简单化、随意化的背后，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极大地削弱了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问责工作的权威性严肃性。需多措并举，严把问责工作质量关，保证问责的精准度。一是责任清单化，明晰“为”与“不为”。按照“一单位一清单”模式制定监督责任清单，明确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领导“一岗双责”、纪委监督责任，厘清各自责任边界，形成各负其责又贯通协作的“四责统一”责任体系。二是问责精准化，防止问责“不力”和“泛化”两种倾向。始终坚持目标导向，准确区分直接责任和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精准把握纪法尺度，是谁的责任就追究谁的责任，有几分过错就承担几分责任。三是程序规范化，提高问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严把问责工作审核审批关，问责如何启动、如何批准、如何调查、如何处置、如何整改，做到层层审核把关，坚决防止“领导意志”、“个人意志”代替问责程序，确保问责工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文/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