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墨耘
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在敌我实力悬殊对比之下，取得了一场场战役的胜利，迎来了中国革命的大转折，书写了中国战争史上的一幕幕传奇。这些以小搏大的经典战例，犹如一篇篇鸿篇巨著，照耀着历史的天空，带给我们不竭的奋进力量。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评价这段历史时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串起这文武两条线的重要因素是信息情报。在当时各方面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我们的信息情报工作同正面战场一样，完胜国民党军队，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后，根据战局的变化，不断优化调整中央各机构人员，经过3月29日和4月11日两次研究部署，形成了中央前委（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中央后委（叶剑英、杨尚昆、邓颖超）的分工格局；前委留在陕北，工委到河北，后委到晋西北。为了保障这“三委”之间的信息畅通，便于统一协调指挥，党中央充分利用当时的通信技术——电台。为保障通信安全，周恩来亲自设计部署，让负责通信的军委三局总部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后委所在地晋西北（临县），用大功率电台集中收发信息，承担转报任务，并于3月28日前去安排；让部分技术精湛的报务、机务人员，带4部小功率精良电台，随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保证中央对全国各战场的作战指挥；让另一部分技术人员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组建工委通信中心，保证中央工委对中央前委以及各地的通信联络。安排好相关工作后，周恩来于4月10日返回青阳岔，同毛泽东及党中央汇合。
为保密起见，前委是转战陕北及指挥全国战争的司令部，对外称“三支队”，后来随着战局进展改称“九支队”和“亚洲部”。下属三个大队，共约300余人，一大队是电台，负责通讯联络，大队长黎东汉；二大队负责情报工作，大队长胡备文；四大队是新华社，大队长范长江。还有中央警卫团，由汪东兴领导，下辖四个连，共400余人。以上就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的全部人马，总共800余人。周恩来比喻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弼时风趣地解释说：“一大队是电台，二大队是电台，四大队还是电台，加上四个中央委员(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陆定一)不就是党中央吗?”转战期间，武的一条线重在情报收集、分析研判、作战指令下达、安全保密传输，即所谓的“枪杆子”；文的一条线重在情报收集、撰写稿件、发布报道，即所谓的“笔杆子”。其中，情报的准确全面收集、安全保密传输、及时发送发布成为文武两条战线的纽带，在转战期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从信息情报的采、传、用几个侧面，说说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情报收集—— 隐蔽战线、战场前线、统一战线多方配合
转战陕北期间，中共中央每天都能收到重要情报，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情报的来源渠道十分广泛，既有来源于国民党内部的潜伏人员，也有来源于驻扎在晋西北的后委，还有来源于陕北地方各级党组织、侦察人员及人民群众等。
在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隐蔽战线上，有被誉为“后龙潭三杰”之首的熊向晖，毛泽东称其“一个人能顶几个师”。抗战中期，按照周恩来指示，熊向晖以学生身份考入胡宗南的第一军，任机要秘书，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47年春，蒋介石调整作战部署，制定重点进攻延安的作战方案。熊向晖冒着极大风险通过西安地下情报系统将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兵力部署、行动路线以及空军配合等细节报送延安。在胡宗南的高级将领尚不知情的时候，其作战计划就已经放在毛主席的案头。这一情报为安全撤离延安迎来了宝贵的时间，为转战陕北迎来了充分的主动。
在战场前线上，驻扎在晋西北的后委在通信保障和情报收集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中央在陕北与敌人周旋，没有固定的驻地，为避开敌人的电台侦察，只能凭借几个小电台同少数地区保持联系，有时还要保持电台静默。因此，中央各项指示、命令的传达与接收各地的来电，均由后委在晋西北三交镇设立的大电台负责，这为党中央毛主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提供了通信安全保障。此外，后委还进行全国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三五天向总部汇报一次。前线部队缴获的敌方无线测向机器、电台等均送至中央后委，以便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之后再分析总结并上报中央，为中央运筹帷幄提供了坚强的情报保证。
在统一战线上，陕北的地方党组织健全而严密，群众基础良好，为情报的收集提供了便利。各地组织、民兵、游击队、老百姓都充当着哨兵，获知的情报均能及时上报，为中共中央及时准确掌握敌人动态提供了有益的辅助信息。
陈毅、粟裕在回忆起这段过往时多次说，总参情报部门的情报搞得及时、准确。另一方面，1959年，台湾编写的《戡乱战史》有这样的表述：在西北战场上，共军“始终凭借其严密的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系流窜……不行主力决战”“我军主力始终被匪牵制于陕北，一无作为，殊为惋惜”。正反两面的评论，印证了情报战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发挥的突出作用。
通信传输—— 保密机制、管理机制、运行机制高效运作
转战陕北期间，明面上，地面战场上殊死搏斗；暗地里，则是信息情报上敌我双方智与力的较量。我方在通信保密、管理机制、运行机制上都远胜敌人一筹。
为了保障通信网络安全保密，在周恩来的统一部署下，负责通信的中央三局王诤局长构想并领导实施了一个独创的“以大带小”的网络，保障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各战略区、各地党政军的稳定、可靠和不间断地顺畅通信联络。该网络特点是：在中央后委所在地临县，建立大功率固定通信基地；在中央工委所在地平山县建立辅助固定通信基地；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配备多部性能精良的小电台，确保中央随时随地灵活收发信息，即以中间的固定大台联络两头的移动台。两头移动的小电台之间能通则通，若不能直通，则经中间的固定台随时同步转报。相关通信专家，采用编定联络暗号的办法，制订了一本专门用于电台之间通信的效率极高的“台密”，保证“三委”之间电报信息迅速安全保密传送。毛主席对三局卓越的通信保障工作非常满意，曾高兴地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发一个最大的奖章。
在管理机制上，周恩来、任弼时亲自研究了无线电通信保障和密码保密问题，审定了各种应急方案，严令各级军政首长亲自负责相关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规定了密件销毁、伪装或代码传递、密件限人传阅、电话防窃听、新闻保密办法等一系列工作原则。
在运行机制上，采用一系列高效的战时体制：实行党、政、军统一的通信组织；统一调配电台和通信设施；组建应对变化的多个无线电通信备用电台和备用广播电台；精心挑选善于解决难题、细心的人员负责通信工作；通过强有力措施开展系列“反侦察”工作。如，某天，获悉国民党有侦测我军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毛泽东、周恩来立即下令，让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3天，使敌人摸不清中央的去向。再如，周恩来指示中央机要处由两部相距60华里的电台，轮换交替着搞通信、报务。
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使全党全军能够及时安全而准确地接收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革命历史传奇创造了先决条件。反观国民党军队，不仅在地面战场打了大败仗，在通信传输和密码斗争这条战线上同样也打了大败仗。
新闻报道—— 时间节点、形式内容恰到好处
我军撤出延安后，新华社大部分同志由社长廖承志率领，前往晋西北同后委汇合，副总编辑范长江则领导部分同志随党中央转战陕北，被称为“四大队”，人员最初只有41人。“四大队”主要任务一是抄译国内外电讯，供党中央领导人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二是同晋西北总社保持电台通信联络，一方面传送战报和中央领导人为新华社撰写的各种文稿以及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党中央转达晋西北总社有关宣传报道的请示报告；三是编辑出版精简的《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纵队干部阅读。
跟随党中央纵队转战陕北的这支“笔杆子”队伍，严格把关每个环节，总能在合适的时间，准确、及时地播发党中央的声音。
在撤离延安的第七天，我西北野战军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青化砭大捷，就由一封电头为“新华社陕北25日电”、末尾为“祝贺你们取得了首战的伟大胜利”的稿件发往总社，经新华广播电台播出，鼓舞了我方斗志，打击了敌人气焰。4月10日，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发出了灭亡蒋介石的檄文，铿锵有力。5月初，西北野战军取得蟠龙大捷。胡宗南听到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出的《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气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党中央、毛主席从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消息由“四大队”发到新华总社播发出去，军民备受鼓舞，坚定了必胜的信心。10月10日，播发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历史性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四大队”在合适的时间，以恰当内容发出去的一系列新闻报道，成为另外一种战斗力，让敌人丧气，让军民提气。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为新华社撰写、修改的评论、社论、新闻各类文稿达70多篇，这些由“四大队”发出的红色电波，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吹响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的号角。
转战陕北的硝烟虽然散去，但期间那些让我们感动的人和事仍然具有时代的价值，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引领我们前进的方向，给予我们前进的动力。这岂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于是即兴赋诗《转战情报赞》：
文武两条线，巧由情报牵。
运筹帷幄在，捷报年复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