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明志
如何从文化的角度认识榆林?
在榆林四万三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存放着已探明省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一千二百多处，其中国家级的四十三处。既有古老的传统文化，又有神奇的红色文化，还有浓郁的现代文化。三种文化体系完整、结构合理、上下贯通、左右衔接，内涵丰富、内在严谨、内容深刻，这在全国比较少见。
府州古城
古老的传统文化
榆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大书，走进榆林，犹如打开了一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文明史。
我们都知道，人类诞生距今已有六十万年的历史了，人类进入早期智人阶段距今也有十六万年的历史，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形态距今只有七千多年的历史。
2012年由中国历史学会、中国考古学会和美国加州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石峁石城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榆林召开，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的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这些世界顶尖大学都派了权威专家出席这次会议。他们的发言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一是感到非常震撼;二是都认为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起点;三是都认为中华文明的起点很高。外国专家指出，他们仰慕伦敦城市群、巴黎城市群、东京城市群和纽约城市群，而在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前中国的榆林就有了城市群。
联合国公布了2012年世界六大田野考古发现，其中就有中国石峁文化遗址。2018年7月23日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发布以韩宏署名的长篇报道《中国北方早期国家的都城》，其内容中提到，随着石峁遗址的进一步发掘，里边暴露出来的绘画和《山海经》中关于黄帝都城昆仑城相吻合，证明了《山海经》描述的真实性。
石峁遗址
石峁遗址的发掘平息了国际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华文明渊源的纷争。
同世界文明的划分一样，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也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轴心时代;第二阶段为文艺复兴时代(我国为“五四”运动以后);第三阶段也就是当代。
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将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二百年(也就是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同时在北纬三十八度轴线上诞生的中华、印度、希腊三大文明，称为轴心时代，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共同认可。
轴心时代是一个伟大而神秘的时代。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不同地区的一流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墨子、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孟子、庄子、伊壁鸠鲁、屈原、孟德斯鸠、商鞅……这么多精神导师同时出现在一个时代，为什么人类最精彩的思想创造，集中完成在二千五百年前?
轴心时代的每一位精神导师都是开天辟地，他们面对的是之前的神话和传说，只能用直觉、逻辑，将传说中的神和人，作为文化的符号和代码，作为远古历史的象形文字，然后抹去神秘的油彩，打开迷宫，去寻找真实的东西。因此，也就将所有的神话、传说排了队、归了类。如中国孔子的《春秋》和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
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一大批人类文化历史学家转向了考古发掘。
西方考古发掘如火如荼地展开，并且硕果累累。中华文明却没有考古实证。于是，就出现了中华文明“外来说”。其中来自巴比伦的说法在清末不仅中国史学家相信，而且还被写入当时的教材。而今天，石峁遗址的发掘彻底平息了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
石峁遗址的发掘还证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延绵数千年。
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再到近现代，榆林大地上中华文明史不缺实证，长城、黄河、秦直道、扶苏墓、蒙恬墓、阳周古城、统万城、汉化像石、榆林古城、府州古城、麟州古城、银州古城、名州古城、吴堡古城、七星庙、折家墓、杨家城、红石峡、镇北台、款贡城、白云山、李自成行宫等星罗棋布的文化古迹证明，榆林存放着中华文明的完整体系。
作为边陲重镇，历史上有八位皇帝巡幸榆林，分别是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代国昭成帝、北魏太宗明元帝、北魏世祖太武帝、隋炀帝杨广、明武宗朱厚照、清康熙帝玄烨。
榆林自古就是军事要地。秦始皇派他的大儿子扶苏、大将军蒙恬率领十万人的军队，驻守上郡阳周，并遵照秦始皇视察榆林时的命令，修长城和秦直道。秦直道南起关中淳化，北至榆林，最宽处六十米，最窄处三十米。汉武帝派卫青大将军在榆林西部抗击匈奴。唐朝以榆林为据点，向西扩展。宋朝的折家将、杨家将、范仲淹、欧阳修，明朝的余子俊，清朝的左宗棠，民国时期的马占山等镇守榆林，都为捍卫华夏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榆林不仅有完整系统的文明史，而且还有宏大浩瀚的史前史。早在公元前二叠纪时代和公元前侏罗纪时代，森林和恐龙就把煤气油留给人类。神府煤田的闻名于世，不仅仅是因为在空间上，它是世界八大煤田之一，而且在时间上，它储存于二叠纪和侏罗纪时代。陈列于府谷博物馆的完整恐龙化石，证明不只欧洲、非洲发现了侏罗纪、二叠纪地质年代的生命特征，中国的榆林也有这样的生命存在。保留在府谷县武家庄镇胡桥沟岩石上的旧石器时代的石碓臼和附近坡地上发现的古墓尸骨的埋葬形式，初步推断为新石器时代的屈肢墓。这就以实物证明着这块土地上文化发生的独立根脉。
神奇的红色文化
榆林是一片红色热土，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九二三年五月，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绥德县正式成立(简称四师)。一九二四年夏，经杜斌丞推荐，中共党员李子洲就任四师校长。他聘任共产党员王懋廷、杨明轩、常汉三、田伯英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来校任教，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给学生辅导《向导》《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共进》等进步书刊。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逐步扩大。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在四师成立了陕北第一个中共组织，即中共绥德小组。一九二五年春，中共党员耿炳光以于右任特派员的身份来榆考察四师党团活动，后按照中共四大章程，在党小组的基础上建立陕北第一个党支部，即中共绥德党支部。一九二六年五月在中共绥德党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共绥德地委改为中共绥德县委，又先后建立了中共佳县、米脂、府谷、榆林四个县委。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共陕北特别区委员会成立，领导绥德、佳县、米脂、府谷、榆林县委。之后又相继成立了中共清涧、吴堡、神木县委，上世纪三十年代发展为中共东地区特别委员会辖南六县和延安部分县，中共三边特区委员会和中共神府特区委员会。以后虽经更名，但总体上维持了三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活动和领导。三块根据地党组织统一接受陕北特委领导。
随着党组织的活动和领导，从一九三四年八月开始相继在党领导下的各县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府，标志着政权组织的建立和运转。后来更名为行政公署和人民政府。
从一九三一年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力量——陕北游击支队诞生，后又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支队会合，汇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标志着根据地开始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随后相继建立了二十三支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后来又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第二、第三纵队，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第二、第三团。最后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
在党政军相继建立的同时，还建立了工会、妇联、共青团、学联等群众组织，使根据地的人民全部纳入到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来。
榆林红色革命根据地由于一开始是在北京党组织负责人李大钊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并接受北京党组织的领导，培养了习仲勋、李子洲、刘志丹、谢子长、刘澜涛、马文瑞等坚定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理想远大、信仰坚定，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并能和当地的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这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确保了根据地始终沿着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前进。因此，虽经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围剿、镇压，不但没有被彻底摧毁，相反，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加之榆林人民有着悠久的捍卫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传统使之成为大革命失败后仅有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落脚陕北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大半个中国被日本占领。大敌当前，国民党反动派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战略，导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被迫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中央红军决定前往陕北根据地。“中央红军到陕北”第一站在榆林的定边县境内，后又到了保安县的吴旗镇(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志丹县)，当时属于榆林党组织管辖。长征结束，榆林成为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地第一站。
党中央毛泽东进驻陕北后，在陕北人民的誓死捍卫下，彻底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企图，促成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榆林是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的回旋地和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再次挑起了内战，企图彻底消灭共产党，实现在中国的独裁统治。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蒋介石调集西北主力军胡宗南部队和宁夏马鸿逵部队共计三十四个旅，二十三万人向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犯。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被迫撤离延安，经延川刘家渠从清涧进入榆林，最后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东渡黄河。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在榆林八个县三十五个村庄战斗生活了一年零五天，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拖垮国民党主力。
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不仅指挥全国各个战线的人民战争，而且直接指挥了西北战场的人民战争。在转战期间召开过三个重要会议。一九四七年的枣林则沟会议，一九四七年七月的小河会议，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
转战陕北期间，部队所到之处，都要帮助群众干活，群众自觉为部队站岗放哨，军民团结共同克服了艰难险阻。正是群众的积极拥护和支持，才取得转战陕北的彻底胜利。
浓郁的现代文化
榆林的现代文化也很浓郁。
榆林地处神府煤田腹地，已发现八大类四十八种矿产资源，而且组合配置好，易开采，品质高，国内罕见，世界闻名。西煤东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油东出，使榆林迅速成为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引擎，发挥出强大的牵引力。
榆林地处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带，黄土文化与草原文化在这里交融。加之历史上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商贸通衢，皇帝官员、封疆大吏、军事首领和守边重臣在军事争夺的同时，也把文化留在榆林，西域民族、波斯官商、罗马巨贾在这里通商贸易的同时，也把文明带到这里。这就使榆林文化呈现出一种开放性、大气象、多样化特点。榆林古城建筑既有北京风格又有南方样式，红石峡摩崖石刻既有汉字又有满文，其石窟既有中国壁画，又有波斯罗马雕塑。榆林小曲既有江浙韵味，又有西域腔调，连戏剧也种类繁多，秦腔、晋剧、眉户、道情、二人台。散佚在榆林大地上的诗、词、曲、赋、书法，除西藏、新疆尚未发现外，其余各地的文人墨客都把墨宝留在这里。
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底蕴宽广、深厚而肥沃的土壤上，孕育出底蕴很深、水准很高的榆林文学。代表人物是民国时期的报界宗师张季鸾，建国后吴堡的柳青和清涧的路遥。
张季鸾是民国时期《大公报》的总编，与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其为文风格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柳青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表现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把农业生产化运动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进而写出历史演进的趋势。路遥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又一座高峰。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等著作，奠定了路遥在文学界的重要地位。《平凡的世界》以恢弘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化，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近年来，榆林石雕、石刻、泥塑、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国内外青睐，越来越引起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关注。在榆林，非遗项目众多，其中陕北民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的一张靓丽名片。
陕北民歌是陕北千千万万劳动者集体创作的一部生活史诗，也是一部争取自由、追求幸福的心灵呐喊。自古以来，由于榆林特殊的自然环境，民歌内容涵盖丰富、风格多样，又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后，专门成立了鲁迅艺术音乐学院，鲁艺高级班发起了“民歌研讨会”，派出大批专业文艺工作者系统地、全面地、大量地在陕北收集和整理当地民歌，使陕北民歌的曲调有了曲谱。新中国成立后，陕北民歌的采集正式纳入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再次对陕北民歌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编排工作，使陕北民歌的音乐艺术和语言艺术达到了和谐统一。一九五二年中央歌舞团成立了陕北民歌合唱队，一九五四年赴全国十大城市巡回演出，上海唱片厂灌制唱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录制陕北民歌向全国播放，使陕北民歌唱响全国。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外文艺交流，陕北民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受到世界各国一致好评，成为中国文艺的一张名片。
拥有如此厚重的文化资源，如何把红色资源开发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让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成为宣传榆林、推介榆林的窗口和纽带，值得期待。
原标题：榆林一座文化富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