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文树
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州县志，成熟于宋，盛行于明清。一个地区的文化，有赖于记载这些文化的书籍，尤其是被称为区域“百科全书”的州县志。而现存的陕北明代方志，除《延安府志》及《延绥镇志》外，各州县志均不见了踪影，这是何因?
据现存的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版《延绥镇志》“引用诸书”栏目，列有引用陕北府州县志《延安府志》《绥德州志》《鄜州志》《葭州志》《延川县志》《宜川县志》《洛川县志》《保安县志》《安定县志》《安塞县志》《中部县志》《清涧县志》《米脂县志》《神木县志》《府谷县志》《宜君县志》等16种。按明代延安府管辖三州十六县算，尚缺《肤施县志》《延长县志》《甘泉县志》《吴堡县志》。
而《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收录的明末清初江南藏书家黄虞稷与其父黄居中所收藏的八万余册书籍的书目——《千顷堂书目》中录有明代大部分陕北府州县志，但在编入《四库全书》时，删去了修志人的身份及具体年代，而其单独出版的本子却较具体，内容如下：
王彦奇《延安府志》八卷，弘治甲子(即弘治十七年，1504年)修，守(即太守，借指巡抚)。(笔者按：此志与李延寿主编的府志为同一回事，为陕北现存最早的地方志，王彦奇是延安巡抚李延寿的前任。)
方尽美《安塞县志》，万历辛巳(即万历九年，1581年)修，令(即县令)。
《甘泉县志》(缺修志者姓名及年代)。
《保安县志》(缺修志者姓名及年代)。
张伦《宜川县志》十卷。
董尚志《延长县志》，万历乙未(即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修，令。
王邦俊《鄜州志》，万历乙酉(即万历十三年，1585年)修，郡人。
《洛川县志》(缺修志者姓名及年代)。
刘儒《中部县志》，嘉靖壬寅(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修，邑人。
赵世勋《绥德州志》，万历己卯(即万历七年，1579年)修，郡人。
张可立《米脂县志》，万历庚寅(即万历十八年，1590年)修，令。(笔者按：据《世宗实录》，米脂第一位进士艾希淳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四月因受严嵩奸党排挤被“致仕”归里，同年腊月初八，他在《明处士高公暨崔室人墓志铭》中披露已将崔室人事迹收入县志，说明由他编纂的县志，近乎完稿，因为按照县志编写体例，“列女志”一般排在县志接近尾声的地方。而张可立是在三十多年后的万历十五年左右才到任米脂县令的，所以这部县志可能最初是私家所撰，后由官方出版。)
柴希高《葭州志》，嘉靖丁酉(即嘉靖十六年，1537年)修，郡人。
王邦麒《吴堡县志》，万历甲午(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修，令。
崔廷槐《神木县志》，嘉靖癸巳(即嘉靖十二年，1533年)修，胶东人。(笔者按：经查相关资料，崔为嘉靖五年进士，初任山西阳曲县令，因得罪上司被降陕西神木县任典史，后升至四川省提学，并于嘉靖年间参与编修《四川总志》，负责文字的最后审定，有诗文集《楼溪集》传世。)
综合《延绥镇志》和《千顷堂书目》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明代的陕北，除肤施县不能断定有无县志外，其余各州县都有志，而且大都创修于嘉靖和万历年间。“乱世出英雄，盛世修志乘”，这几乎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条规律。从明初到万历年，虽然算不上盛世，但二百年的基本太平，让黄土高原走出千余年的战争阴霾，绽放出盛开的文化之花。当然，明代地方志繁盛最主要的原因，是明历代皇帝的重视，明太祖、成祖、代宗、英宗等都曾下诏各地编修地方志。
将《延绥镇志》和《千顷堂书目》两相对照可以发现一些未知的事情：《延绥镇志》最初是由王汝梅于万历七至九年任巡抚时发起创修的，当时并未定稿付梓;从镇志的“引用诸书”来看，有万历十三年的《鄜州志》和万历十八年的《米脂县志》而没有《吴堡县志》和《延长县志》，说明选定“引用诸书”的时间在明万历十八年底至二十二年初之间;这个“引用诸书”，可能后来由创修《延绥镇志》时的主笔——榆林卫举人马希龙拟定并继续进行着编修;万历三十一年到三十五年的延绥巡抚郑汝璧和涂宗濬在增修镇志时，未再添加“引用诸书”;镇志有《保安县志》《洛川县志》而书目没有记载出版时间，可见，保安志和洛川志是创修于万历二十二年之前了;镇志没有《甘泉县志》，而书目虽有却没有写出编写年代，说明甘泉志是创修于万历二十二年之后了;同理，如果肤施县有志，那也是在镇志编写引用书单之后的事了。
总之，陕北各州县志的创修在明代如雨后春笋般地竞相涌现，充分表现出当时的文化繁荣景象。但我们现在从国内外图书馆收藏的陕北古代方志中，也只能看到其名而不见其实了，只觉得缥缈而茫然。悲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由于州县志的遗失，导致一些曾经为陕北文化作出杰出贡献的本地州县志编撰者，也没能因此而流芳青史，如米脂进士艾希淳、葭州举人柴希高，光绪《米脂县志》及嘉庆《葭州志》传记中，都对此只字未提。他们人生中最辉煌的功业，随着他们杰作的消失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陕北现存最早的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版的《清涧县志》撰稿者、顺治九年(1652年)进士白乃贞在序言中道出了原因：“吾邑旧志，明昉于阮公(笔者按：即最初由阮先生于明代创修)，继修于陈公。自兵火之余，卷帙散失，梨枣供爨。”白乃贞先生在这里告诉世人：清涧县在明代曾有两部县志，全都散失于兵火战乱中，而且连印刷的刻板都在煮饭时烧掉了;他清楚地写出了旧志编撰者的姓氏，说明他极有可能看过这两部县志;“兵火之余，卷帙散失”，就是陕北明代各州县志在明末清初即消亡的根本原因。
光绪版《绥德州志》赵世勋传更加直接地说：“万历年间纂修州志，鼎革版失。”鼎革，就是朝代更替，明代陕北各州县志之殇，即殇于战乱之中。
令人遗憾的是，流落在外地藏书家手中的这些州县志，也在后来全部散失，使我们不能在今天一睹其芳容。但我们还是要感激他们留下了书目，让我们知晓陕北大地曾在明代有过如此灿烂的方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