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满平 旺旺
陕西榆林，有一个别具一格的雅称——驼城。当你怀揣着对骆驼的遐想踏入榆林，却惊觉，除了街头那栩栩如生的骆驼雕塑，以及口口相传的神驼故事，现实里竟难以寻觅到骆驼的丝毫踪迹，更不见与之相关的产业。这巨大的反差，不禁让人满心疑惑：一座不见骆驼的城市，缘何被称作“驼城”呢？
关于“驼城”之名的由来，查询给出的解释多数是，因城池东依驼山或驼峰山修筑而得名。然而，当我们深入历史的缝隙，细致研究明清文献的成书时间与内容后，却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榆林城“驼城”的称谓，真正的源头并非山川，而应是蜿蜒盘旋的长城，确切地说是长城镇北台段。这一称谓，最初是蒙古人对长城的独特称呼，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历史渊源呢？
从文献内容分析
明代许论撰《九边图论》：“夫榆林地险而防严，将士敢勇，战不贯胄，虏呼为骆驼城，人马见则畏之。”《九边图论》成书于1538年。
明代严从简撰《殊域周咨录》卷十九：“于是东起清水营之紫城砦，西至宁夏之花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则为敌台，营砦连比不绝。又于中空筑短墙横一斜二，略如黼月状，以为侦敌避箭之所。凡为堡十二，营砦八百有奇，墩九十有五，两月而功毕。虏过城下者啮指相顾，号为骆驼城……”《殊域周咨录》约成书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
申时行与戴阅科的信中说：“三镇中独延绥疲甚，入卫之马还者十无一二，安得不弱？彼孤悬塞外，薪桂米珠，独以士马健斗，虏中有骆驼城之号，故往时谓之雄镇。”申时行（1535—1614年）明代诗人。
明代方孔照《全边略记》卷五：“勇敢劳于征发，而骆驼城之雄气不无耗衰。”该书成书于崇祯元年（即1628年）。
明朝遗民屈大均《八声甘州榆林镇吊诸英烈》词：“最好榆林雄镇，似骆驼横卧，人马皆惊。更家家飞将，生长有威名。为黄巾、全膏原野，与玉颜、三万血花腥。忠魂在，愿君为厉，莫逐流萤。榆林镇，流寇号为骆驼城，马见而畏。”该词创作于明末清初（1630—1696年）。
《明史》卷九十一志第六十七兵三：“至是，子俊乃徙治榆林。由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千二百余里，墩堡相望，横截套口，内复堑山堙谷，日夹道，东抵偏头，西终宁、固，风土劲悍，将勇士力，北人呼为橐驼城。”《明史》是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编修，乾隆四年（1739年）才完成，前后历时九十四年。
依上文献内容可知，我们认为因明朝余子俊修筑长城，其依山势所构筑的宏大墙体，加之高处的烽火台，在茫茫沙漠中蜿蜒起伏，如在沙漠中行走或静卧的驼队，首尾相连，形似驼峰显露。被常年与驼队相伴的蒙古族人民看作酷似由骆驼化身而成；加之守边将士勇猛强悍，与他们心中的骆驼坚毅勇敢的形象不谋而合，于是“骆驼城”“骆驼城到了！”随口呼之而出，“骆驼城”由此流传开来。
从明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推断，“骆驼城”这一称谓最初源自当时被称作“虏”“流寇”“北人”的蒙古人之口，也就是说，是蒙古人率先喊出了这个名字。加之，明朝时期对骆驼又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曾多被用于石像生等，是吉祥的象征。所以骆驼城之称也就被当时的榆林人和将士们所默许、接纳，并开始自称、自号。
陈寅恪先生《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一文，通过蒙文本和满文本《蒙古源流》（1662年成书）中记载的“Temegetu”就是延绥镇总兵驻地榆林城。也就是说“Temegetu”是蒙古人对榆林城的称呼，“Temege”在蒙古语中就是指骆驼。
“驼城”之名其实主要出现在清代文献之中。
清代谈迁《北游录》中《陇头吟》诗云：“榆林健儿敢驰突。坚城自昔号骆驼。狺狺天狼惊仓猝。西上陇坂落日黄。”该书记录谈迁在1653年至1656年间赴北京期间的经历见闻及诗文。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成化七年，抚臣余子俊言：延庆边山崖高峻。乞役丁夫，依界石一带山势，曲折铲削，令壁立如城，高可二丈五尺。山坳川口，连筑高垣。或掘深堑，相度地形，建立墩堠，添兵防守。此不战而屈人之计。九年，修筑始就……说者谓榆林地险而防严，将士敢勇，战不贯胄，敌每惮之，呼为骆驼城人马。”该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成书。
《古今图书集成》榆林卫：“榆林卫城池，唐古胜州地。明正统中，都督王祯建。成化八年，巡抚余子俊增筑北城。周百一十步，高三丈，池深一丈五尺。门七，东二、西四、南一，号为驼城。”该书成书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
雍正《陕西通志》：驼山“一名东山。城半距其颠，高数十丈，俗呼为东山。土人多穴居之，山形类驼，镇之得名驼城以此。”该书成书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所以自清以来，各种史志书籍都认为榆林城称“驼城”是因依驼山而筑得名。时至今日也都依此之说。
《嘉庆重修一统志》陕西榆林府：“驼山，在榆林县治东。高数十丈，城半居其上，俗呼为东山，土人穴山为居。山之西有堡儿山。”该书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记载有“驼山”。
从成书时间与历史事件分析
翻阅历史文献，不难发现一段饶有趣味的历史脉络。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余子俊率领兵民，在原隋长城的根基之上，修筑起榆林段长城。自此以后，“骆驼城”或“驼城”之名，才开始频繁出现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文献与诗词佳作之中。在明代的文献记载里，多以“骆驼城”的称谓出现，其中对敌方“虏”“流寇”这样的称呼，字里行间都映射出当时紧张的局势和复杂的历史背景，宛如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让后人得以一窥往昔的风云变幻。
时光流转至清代，文献之中那些带有强烈对立色彩的字眼已然消失不见。在编纂《明史》时，“北人”这一相对温和的称呼取而代之，这细微的用词变化，彰显出民族矛盾逐渐缓和、消融，社会趋于和谐稳定的景象。从这个侧面来看，明代文献对当时历史的如实记录，其真实准确性也得到了有力的佐证，宛如一座坚实的历史坐标，为后人指引着探寻往昔的方向。
在历史文献的长河中，最早出现“骆驼城”之说的，应该是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许论所撰写的《九边图论》。而榆林城的兴建，则始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起，直至清同治年间（1862—1875年），榆林城历经多次扩建、修缮，才逐渐形成规模。自榆林城始建，到“骆驼城”之名在文献中首次出现，中间相隔长达169年之久，且这一称谓恰恰出现在1474年明长城修筑之后。这一系列的时间节点和历史事件相互呼应，有力地表明，“骆驼城”之说与长城的修筑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
明代赵廷瑞修嘉靖《陕西通志》榆林卫中：“堡儿山在卫内东二里。土山在卫内，高数十丈，居人穴山而居，山上旧有烽墩，后移于此城外半里。”该成书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
从上述文献不难推断，在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之前，如今被称作驼山的地方，其实另有其名，彼时它被唤作土山。说明那个时期，榆林城也尚未衍生出驼山与驼城的说法。然而，早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许论所撰写的《九边图论》里，“骆驼城”的称谓就已经赫然在列。
这一时间线的交错清晰地表明，骆驼城与驼山之间并无渊源，而且这一称谓的形成和榆林城也不存在直接关联。由此可以合理推测，“骆驼城”所指的，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榆林段长城。它蜿蜒于历史的风沙之中，承载着往昔的记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静静诉说着那段独特的历史。
“驼城”之说的形成
笔者以为，“驼城”这一称谓，是“骆驼城”名称在岁月流转中不断流传与演绎的产物。“骆驼城”与“驼城”，皆为民间自发流传的称呼，并非官方所定。当“骆驼城”这一称谓在民间萌生后，在口口相传中简化为“驼城”，也就不足为奇了。
况且，榆林城，是一座与长城血脉相连的城市，它依长城而筑，历史的脉络与长城紧紧交织。追溯往昔，最早的榆林寨专为长城沿线驻军而设，作为长城防御体系的关键节点，不仅是军事防御的重要堡垒，更是长城沿线驻军生活与戍边的核心区域，是长城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榆林城更是“九边重镇”之一，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长城沿线最大的烽火台——镇北台，巍峨耸立，气势恢宏，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雄关”。镇北台，见证着榆林城作为军事要地的重要地位，从这里极目远眺，便能感受到它曾经在边防防御中的关键作用，也足见榆林城地理位置的举足轻重。
榆林古城，曾是长城沿线至关重要的屯兵之所、指挥中枢和后勤补给基地，它与长城防御体系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网络，是长城防御体系中无法分割的整体。而“驼城”这一别称，正是对这段长城与古城的统称，承载着榆林城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这片土地上历史与文化的生动象征。
加之榆林城三迁的故事，其间还衍生出了动人的“神驼故事”。传说中，为了躲避风沙的肆虐侵蚀，是“神驼”将榆林城驮至此处。如此一来，从“驮城”演变为“驼城”，自然是水到渠成，合乎情理。于是，“驼城”这一饱含韵味的名字，便在民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榆林城的别称。
明末清初以后，满蒙之间频繁联姻，关系和解。长城区域一跃成为边贸往来的关键枢纽，以及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在榆林镇北台附近，款贡城、易马城拔地而起，彼时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当时，往来于榆林城的骆驼数以万计，“驼城”之名，实至名归。
综上所述，榆林城“驼城”这一称谓，诞生于民间，传播于民间，成熟于民间，是广大民众对榆林的形象认知、历史记忆以及情感抒发的生动体现。透过对历史文献的严谨考证，我们能够清晰地探寻到“驼城”与长城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无疑是长城文化与榆林地方风情深度融合的璀璨结晶。真相是什么？探索“驼城”名称的由来是在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宝藏，希望广大驼城文化爱好者积极参与进来，共同开启这一寻宝之旅。
时至今日，尽管榆林城中难觅真实骆驼的踪迹，但“驼城”的名号却愈发响亮。驼城不仅与骆驼有关，她还饱含戍边将士英勇的抗争精神，是长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骆驼坚韧不拔的精神与长城雄浑壮阔的精神，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相互交融，不断孕育出崭新的奇迹，最终凝聚成为熠熠生辉的“驼城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榆林人奋勇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