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瑄
纵观世界，一条河流的命运与它所滋养的人们的命运是密切相关的。有的河汇入大江大湖，波涛汹涌，声名显赫，如同钟鸣鼎食之家的贵胄；有的河流向沙漠荒原腹地，蜿蜒曲折，隐入尘烟，如同飘零江湖的游子。而我家门口的八里河，它诞生于陕北黄土高原横亘东西的山脉——白于山之北陲，三涧汇流，奔流不息，一路向北，隐于瀚漠。它的历史，是一部与天争、与地斗、与人和的悲壮史诗。它的名字没有“江”的浩荡，也没有“川”的绵长，只是一个朴素的、带着里程标记的称谓，因距安边古堡八里而得名。河流绵延54.5公里，映照着六万亩土地跨越百年的沧桑巨变，承载着一方水土的魂魄与精神，成就了安边东滩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事情的转折，往往若一场凤凰涅槃。
清道光廿三年（1843），这一年是癸卯年（兔年），闰七月。农历八月廿三起，暴雨连续下了几天，汇聚成巨大的洪流，从白于山的千沟万壑间呼啸而出，像无数条狂暴的黄龙，嘶吼着，冲撞着，破竹般撕裂了明长城的夯土残垣——那道曾经象征疆界与防御的古老屏障，卷着大量泥沙冲出水口村，向北扑过去，安边东滩化作一片汪洋。洪水一路向北，最终注入那条命运更为悠长也更为飘忽的无定河。灾难过后，大地满目疮痍，但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馈赠。洪水带来的泥土层层叠加形成深厚、肥沃的淤泥，淤出了大片的平地，孕育了新的生机，催生了安边东滩地理风貌的变迁，引发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农耕变革。
我们的先辈，赵墩乡的村民，面对滔滔洪水，他们没有在哀叹中沉沦，而是俯下身去，拿起铁锹，提起杵子，抬上木夯，拨水拉沙，开荒种地，打响了改天换地的一场场硬仗。据清光绪《定边县乡土志》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赵墩村民田生栋率先引水漫地，试种之后累获丰收，周边百姓纷纷效仿；清同治初年，郭寨子郭九龄远赴宁夏，习得筑堤围河、开渠引水之法，带回东滩推广，八里河农田水利自此发轫。清同治三年（1864）安边同知奎恒主持教民开渠引八里河水灌溉东滩数百顷农田。于是，曾经长满柠条的沙丘在乡民的引水拉沙中被夷为平地，露出红砂石的沟壑被淤泥填满，盐碱滩覆盖了洪漫后的黄土，一条条人工支渠将八里河的余沥与这片冲积平原连接起来，形成了数万亩良田。八里河下游两岸村庄的大户人家都开始平整荒地和开挖河道。清末，八里河灌区土地达到一万三千八百亩，东滩八大地主兴起，安边东滩农村经济出现了新格局。八里河下游（水口村以北）水漫地连片出现，东滩实现了千百年来从旱作农业向水利农业的根本性转变。 1949年前后，八里河的洪漫地发展到近四万亩，主要村庄临河分布。新中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县、乡人民政府引导民众对八里河进行大规模整治，开挖了三道排洪渠，新增洪漫地两万亩，壮大了生产队的集体经济，使得东滩三乡以石洞沟乡为核心区的灌溉农业在三边一带（定边、安边、靖边）独树一帜。小麦、糜子、麻子连年丰产，驰名陕甘宁蒙。八里河灌区人们欣喜地看到，这片曾经的荒芜之地，竟成了三边的“聚宝盆”。随着冬灌、春种、夏耘、秋收的有序耕作，小麦、麻子间作套种，夏秋两收。引进优良品种，增产增收，开创了安边东滩农村经济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东滩有条河，河上有座桥。八里河上的简易木桥，见证过从花马池东归贩盐的驮队、晋商装满糖茶布匹的马车、从韩城县挑来大红袍的货郎，它不仅是地理的连接、走东闯西的关隘，更是经济的脉络、文化的纽带。
过去每当遇到山洪暴发，常常能把木桥冲散架了，洪水推一次，木桥修一次，几乎年年折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条公路成了307国道、战备公路，坑坑洼洼的土路修成了石子路，木桥也变身水泥桥。这条公路东连榆延、西接银川，昼夜车水马龙成了一条经济大动脉。时下，我们向北眺望，横贯东西的青银高速公路上的客车、货车川流不息，从八里河中游的高架桥穿梭而过，在石洞沟镇北畔中太铁路上奔驰的“绿巨人”乘客满座，当日往返于定边—西安之间。真可谓：朝辞长安彩云间，欲看盐湖一日还。午间羊肉剁荞面，晚宴邀杯芙蓉园。
关于八里河灌区的相关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即得到学术界的深切关注。著名历史学家赵光复和朱士光二位先生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赵先生认为：八里河是无定河的支流，出水口被沙丘堵塞；朱先生认为：八里河通向城川草滩的水路在清光绪年间保持畅通，其被流沙阻断在光绪年以后。 2023年，我读到南开大学王利华教授主编、王晗博士所著的《陕北黄土高原的环境（1644—1949）》一书，书中引述了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欣喜若狂，我的猜想得到了印证。专家研究表明：毛乌素沙漠南侵，吞噬了内蒙古城川段的河道，清末八里河从一条奔向远方的河流，变成了一条陕西最大的内流河。
八里河，东滩三乡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八里河，经过大自然洪荒之力的洗礼，水流平缓，像母亲温柔的臂弯，滋养着两岸的人民。秦汉时期，这里有朝廷军需养马、驯马的“马苑”。曾经一道道梁、一道道坡，一个个依“圈”命名的梁、坬、村、庄，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已远去。八里河沿岸的人们摆脱了拦羊放牧的生活，走出柳笆庵子，盖上土木结构房子，有些人家还盖起了有明柱挑檐的“出插房”，吃上了自己种植的小麦，用白面做成的烙饼、炉馍远近闻名。
八里河带来了安边东滩的兴旺与昌盛，安边古镇成了三边名副其实的旱码头。八里河见证了安边古镇的商贾云集。据定边县史志办原主任马骥介绍：“清末民初安边油坊兴起，农村乡绅地主的资本逐渐向城镇集聚，二十多处油坊撑起了当地商贸的半壁江山。”据清光绪《定边县乡土志》记载，清末的安边每年外销油脂五六百担，约六十万斤。麻油被运往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成为南来北往客商青睐的特产。
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觊觎八里河水利，恃强霸水。民教争水冲突时有发生，民教争水案诉于榆林道，反被判革水头，并赔水期。教权张狂至极。 1922年，杨虎城部驻扎三边，遏制了教会的嚣张气焰，民众代表联名上书陕西省府、南京最高法院，但被推诿扯皮，教会的不法行为未得到应有的惩处，直到陕甘宁边区政府驱逐传教士，八里河才流出了坦然、流出了自信，才真正维护了八里河灌区百姓的正当权益。蓦然回首，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都沉淀在八里河的历史记忆里，被当地百姓代代相传。
随着地域经济的发展，乡绅们也开始重视教育，私塾兴起，多聘请山西、关中的先生执教。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重视农村教育，村村办起小学。安边东滩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的安边小学和1958年创办的安边中学、1968年建设的石洞沟中学，在县内都很有知名度。八里河之水浇灌智慧之树，显现勃勃生机。
水利兴则农业兴。八里河水昼夜流淌，灌溉着安边东滩的千顷沃野，两岸的百姓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富庶生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为防止水土流失，八里河上游地区大沟修大坝、小沟修小坝，八里河被拦腰截断，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变成了一条时断时续的小溪。一马平川的水漫地，变成了靠天吃饭的旱地。历经百余年造就的粮仓油库成了美丽的传说，曾经麦浪翻腾的金色画卷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现在，石洞沟的网框林、“三北”防护林形成了绿色屏蔽，使得昔日风沙蔽日之处已是绿野千里。杨树、柳树、沙棘和柠条，织成了一道道绿色的长城。站在八里河中游高速公路的新桥上极目远眺：河水不复旧时汹涌，成了涓涓细流，在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河流两旁，时有鸥鹭翔集。高速公路两旁的绿色林带，像翡翠玉带般横贯石洞沟的腰间。每年秋雨季，河水暴涨或南山水坝泄洪，使得毛乌素沙地南畔的王滩子出现了一片洪湖湿地，成为候鸟迁徙的驿站。
八里河，我的母亲河。你成就了一条河的光辉史诗，见证了几代人的奋斗印迹！你赋予八里河流域的人骨子里的硬气、韧性。八里河，我的母亲河，我为你自豪，我为你骄傲！我为你礼赞，礼赞你百年的辉煌，礼赞你两岸绿色的盛装，礼赞你源远流长、永不枯竭的生命力！
